徐琮在诏狱里毫无声息地死了。
据说死前很安静，既没喊冤也没骂娘，就像他这辈子最后那笔生意，交割得干净利落。
我那位差点被毒死的三叔刘崇礼倒是保住了一条命，当然，大半家产也充了公。他出诏狱那天，我特意让凌锋去送了一程。
凌锋回来复命时表情古怪：“大人，刘员外让我带句话。”
“说。”
“他说……”凌锋挠挠头，“‘告诉瑾瑜，三叔这回是真的断了尾。以后刘家的祭田，给他留一份。’”
我端着茶的手顿了顿。
好嘛，这是用祖宗的名义跟我讨人情呢。行吧，看在他差点被毒死、又老老实实当了一回人证的份上。
“海东青”的事儿，陛下交给朱希忠带着周朔去收尾。听说魏谦在交出所有密藏账册的第三天，就在成国公某处别院里“病逝”了。
死得很体面，有医案，有遗言，甚至还留了首诗。诗里说什么“浮云散尽见青山”，这老狐狸，到死都不忘给自己脸上贴金。
至于《纲鉴录》上那些人，有一个算一个，按我的三等分法严办。
诏狱里，又重新热闹了起来。
进进出出的囚车，让北京城的百姓看了好大一场热闹。茶楼里的说书先生连夜编出新段子，叫什么《李青天三火焚纲鉴》，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他当时就在诏狱里帮着数银子似的。
江南籍的官员们可就欲哭无泪了。
今儿这个被罢官，明儿那个被流放，后儿还有个要抄家的。
南京城里，怕是有一半的府邸都在办白事，要么是真死了人，要么是仕途这条命，算是到头了。
但江南的文人，最擅长的就是制造舆论。
这本事，从东林书院那会儿就没丢过。现在虽然还没“东林”，但“南党”的雏形已经在秦淮河的画舫上、苏州的园林里悄悄酝酿了。
刘锦之那伙督察院的书呆子，就出身江南。
你说他们真沾染了这些事吧？那倒没有。这些人清贫得家里除了书就是砚台，贪腐？他们连贪腐的门往哪开都不知道。
可他们的恩师、同乡、同年，一个个都栽了。看着昔日提携自己的座师戴着枷锁被押出京城，这些书呆子心里，就跟被钝刀子割肉似的。
于是，他们又来给我找事了。
这天一早，我刚进都察院值房，就看见刘锦之带着三四个御史，杵在我门口，个个脸上写着“忠君爱国，死谏到底”。
“李总宪。”刘锦之躬身行礼，姿势依旧标准得能当教科书。
“刘御史有事？”我推门进去，把官帽往桌上一放。
“下官等联名上疏，”他双手递上一本厚厚的奏章，“恳请总宪三思！《纲鉴录》一案，牵连过广，惩处过苛。
江南士林，人心惶惶。长此以往，恐伤国家元气，寒天下士子之心！”
我翻开奏章扫了两眼。好家伙，引经据典，文采斐然，从孔夫子说到程朱理学，最后得出结论：做人要厚道，做官要留情。
我把奏章合上，抬眼看他：“刘御史。”
“下官在。”
“令师徐阁老家被查抄时，是你亲自带人去的吧？”我问。
刘锦之脸色一白：“是……下官奉旨办案。”
“查出贪墨赃银共计八万七千两，田产一千二百亩，对吧？”
“……是。”
“当时你可曾上疏，说‘惩处过苛，寒了天下座师之心’？”
刘锦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景行(刘锦之字)啊，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轴。轴到连自己都骗。”
我拍拍那本奏章：“徐阶是你恩师，你查他，是奉旨，是大义灭亲。这没错。可现在换作别人的恩师、同乡出事，你就觉得‘过苛’了？”
“下官……”他额头冒汗。
“督察院的御史，眼睛里该只有国法，没有同乡。”我坐回椅子上，“不过你这份心，我倒是看明白了。”
刘锦之眼睛一亮，以为我要松口。
我接着说：“所以你最适合的职位，不是查案，是纠仪。”
纠仪御史是什么？就是朝会上盯着谁衣冠不整、谁打哈欠、谁交头接耳，然后当场弹劾的官。
干这活儿的人，通常活不过三年——不是被贬，就是被同僚合伙排挤到怀疑人生。
“纠……纠仪？”他愣住了。
“对。”我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委任状上开始写，“即日起，调浙江道御史刘锦之，任都察院纠仪御史。
专司监察百官朝会、祭祀、典礼之仪容行止。若有衣冠不整、举止失仪、交头接耳、打瞌睡说梦话者一律弹劾。”
刘锦之的脸，从白到红，从红到青，最后定格在一种“您这是在逗我”的茫然上。
“李总宪！”他急了，“下官是想谏言国事，并非……”
“纠仪就不是国事了？”我打断他，“朝堂仪容，关乎国体。你想护着同乡，我理解。
但护要在明处——以后谁再在朝会上替江南涉案官员喊冤，你就弹劾他‘朝议失仪，干扰国政’。这不比你写一万字的奏章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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