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秋,漠北的寒风尚未越过长城,紫禁城养心殿内已弥漫着紧锣密鼓的凝重。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蠢蠢欲动,频频侵扰喀尔喀蒙古,西北军情紧急,军报如雪片般送抵京城。雍正帝胤禛端坐案前,翻阅着一份份军报,眉头紧锁——昔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效率低下,宗室王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内阁虽掌票拟,却层级繁多,批复迟缓,早已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事需求。他心中已然明了,要想高效处理军国大政,彻底掌控权力中枢,必须打破旧有的权力格局,建立一个完全隶属于皇权、运转高效的决策机构。
“李德全,传怡亲王胤祥、张廷玉、蒋廷锡即刻入宫议事。”雍正放下朱笔,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不多时,胤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先后步入养心殿暖阁。三人皆是雍正心腹——胤祥忠诚勤勉,统筹全局;张廷玉精明干练,熟谙典章;蒋廷锡心思缜密,善理机务。雍正见三人到齐,开门见山:“如今西北战事吃紧,军报往来频繁,议政王大臣会议拖沓推诿,内阁票拟流程繁琐,延误军机。朕意已决,设立一个临时办事机构,专司处理西北军务及军国要务,由你们三人主持,直接对朕负责,不受其他部门掣肘。”
胤祥三人闻言,心中微动。他们深知,皇帝此举绝非仅仅为了应对西北战事,更是要借机收拢权力,将中枢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胤祥率先躬身领命:“陛下圣明,设立专门机构处理军务,可免推诿延误之弊,臣愿全力辅佐陛下,办好此事。”
张廷玉也上前一步,补充道:“陛下所言极是。此机构应精简人员,直接承旨办事,草拟诏令,传递军报,如此方能高效运转。臣建议,选址可在养心殿附近,便于陛下随时召见,商议机务。”
雍正点头赞许:“正合朕意。就将此机构设在乾清门外西侧的军需房,暂名‘军机房’,日后再定正式名称。你们三人为主管大臣,再从内阁、六部中挑选几名干练谨慎的官员作为军机章京,负责具体事务。记住,军机房所有事务,皆由朕亲定,所有文件,一律不得外传,违者以欺君之罪论处!”
“臣等遵旨!”三人齐声领命,一场关乎大清权力中枢格局的变革,就此悄然拉开序幕。
军机房设立之初,虽名义上是“临时机构”,专司西北军务,但雍正对其寄予厚望,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军机大臣每日清晨便入宫,在军机房等候皇帝召见,皇帝口授旨意后,军机大臣即刻拟定诏令,经皇帝审阅同意后,再由军机章京誊写、密封,直接发送至各地督抚、将军手中,无需经过内阁票拟、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等繁琐流程。这种“承旨办事”的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西北军报的批复、军需的调配、军令的传达,都较以往快了数倍,为应对准噶尔叛乱赢得了宝贵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机房的职权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处理西北军务,逐渐扩展到处理全国一切军国大政——官员任免、财政收支、司法审判、边疆治理等,无不涉及。雍正四年,雍正下旨,将“军机房”正式更名为“军机处”,并明确规定其职责:“掌书谕旨,参赞军国机务,参议重要政务及刑狱;用兵时则考其山川道里、兵马钱粮之数,以备顾问;文武官员的简放、换防,边备的修饬,河漕水利的兴修,均由军机大臣承旨办理。”军机处成为了大清帝国事实上的权力中枢。
军机处的设立,彻底打破了旧有的权力格局。昔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曾是宗室王公掌握权力的重要机构,如今,随着军机处的崛起,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被架空,沦为一个徒有虚名的荣誉机构,宗室王公再也无法凭借血缘关系参与军国大政的决策;内阁虽然保留,但职权被大幅削弱,仅负责处理日常的政务文书,票拟权名存实亡,成为了军机处的“附属机构”。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雍正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
为了确保军机处完全隶属于皇权,雍正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制度。军机处没有固定的官员编制,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由皇帝从内阁、六部、八旗中挑选亲信大臣兼任,人数多少由皇帝根据事务繁简灵活决定,既无定员,也无品级限制,完全依附于皇帝的信任;军机大臣的职责是“承旨办事”,没有独立的决策权,所有决策都必须由皇帝做出,军机大臣只能根据皇帝的旨意草拟诏令、提出建议,不能擅自做主;军机处的文件往来有着严格的保密制度,所有诏令、军报、奏折都由军机章京亲自誊写、密封,传递过程中由专人护送,严禁泄露,一旦发现泄密,无论涉及何人,一律严惩不贷。
张廷玉作为军机处的核心大臣之一,对军机处的制度建设贡献巨大。他制定了军机处的办事流程:“廷寄”制度,即皇帝的诏令由军机处拟定后,根据不同的内容,分别用“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形式发送——“明发上谕”用于公布一些公开的政务,如官员任免、大赦天下等,通过内阁、六部传达到各地;“寄信上谕”用于传达一些机密的军国要务,如军令、密令等,由军机处直接密封,派专人送达指定官员手中,中途不得拆阅。这种制度既保证了政令的快速传达,又确保了机密事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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