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秋，漠北的寒风尚未越过长城，紫禁城养心殿内已弥漫着紧锣密鼓的凝重。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蠢蠢欲动，频频侵扰喀尔喀蒙古，西北军情紧急，军报如雪片般送抵京城。雍正帝胤禛端坐案前，翻阅着一份份军报，眉头紧锁——昔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效率低下，宗室王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内阁虽掌票拟，却层级繁多，批复迟缓，早已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事需求。他心中已然明了，要想高效处理军国大政，彻底掌控权力中枢，必须打破旧有的权力格局，建立一个完全隶属于皇权、运转高效的决策机构。
“李德全，传怡亲王胤祥、张廷玉、蒋廷锡即刻入宫议事。”雍正放下朱笔，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不多时，胤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先后步入养心殿暖阁。三人皆是雍正心腹——胤祥忠诚勤勉，统筹全局；张廷玉精明干练，熟谙典章；蒋廷锡心思缜密，善理机务。雍正见三人到齐，开门见山：“如今西北战事吃紧，军报往来频繁，议政王大臣会议拖沓推诿，内阁票拟流程繁琐，延误军机。朕意已决，设立一个临时办事机构，专司处理西北军务及军国要务，由你们三人主持，直接对朕负责，不受其他部门掣肘。”
胤祥三人闻言，心中微动。他们深知，皇帝此举绝非仅仅为了应对西北战事，更是要借机收拢权力，将中枢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胤祥率先躬身领命：“陛下圣明，设立专门机构处理军务，可免推诿延误之弊，臣愿全力辅佐陛下，办好此事。”
张廷玉也上前一步，补充道：“陛下所言极是。此机构应精简人员，直接承旨办事，草拟诏令，传递军报，如此方能高效运转。臣建议，选址可在养心殿附近，便于陛下随时召见，商议机务。”
雍正点头赞许：“正合朕意。就将此机构设在乾清门外西侧的军需房，暂名‘军机房’，日后再定正式名称。你们三人为主管大臣，再从内阁、六部中挑选几名干练谨慎的官员作为军机章京，负责具体事务。记住，军机房所有事务，皆由朕亲定，所有文件，一律不得外传，违者以欺君之罪论处！”
“臣等遵旨！”三人齐声领命，一场关乎大清权力中枢格局的变革，就此悄然拉开序幕。
军机房设立之初，虽名义上是“临时机构”，专司西北军务，但雍正对其寄予厚望，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军机大臣每日清晨便入宫，在军机房等候皇帝召见，皇帝口授旨意后，军机大臣即刻拟定诏令，经皇帝审阅同意后，再由军机章京誊写、密封，直接发送至各地督抚、将军手中，无需经过内阁票拟、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等繁琐流程。这种“承旨办事”的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西北军报的批复、军需的调配、军令的传达，都较以往快了数倍，为应对准噶尔叛乱赢得了宝贵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机房的职权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处理西北军务，逐渐扩展到处理全国一切军国大政——官员任免、财政收支、司法审判、边疆治理等，无不涉及。雍正四年，雍正下旨，将“军机房”正式更名为“军机处”，并明确规定其职责：“掌书谕旨，参赞军国机务，参议重要政务及刑狱；用兵时则考其山川道里、兵马钱粮之数，以备顾问；文武官员的简放、换防，边备的修饬，河漕水利的兴修，均由军机大臣承旨办理。”军机处成为了大清帝国事实上的权力中枢。
军机处的设立，彻底打破了旧有的权力格局。昔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曾是宗室王公掌握权力的重要机构，如今，随着军机处的崛起，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被架空，沦为一个徒有虚名的荣誉机构，宗室王公再也无法凭借血缘关系参与军国大政的决策；内阁虽然保留，但职权被大幅削弱，仅负责处理日常的政务文书，票拟权名存实亡，成为了军机处的“附属机构”。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雍正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
为了确保军机处完全隶属于皇权，雍正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制度。军机处没有固定的官员编制，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由皇帝从内阁、六部、八旗中挑选亲信大臣兼任，人数多少由皇帝根据事务繁简灵活决定，既无定员，也无品级限制，完全依附于皇帝的信任；军机大臣的职责是“承旨办事”，没有独立的决策权，所有决策都必须由皇帝做出，军机大臣只能根据皇帝的旨意草拟诏令、提出建议，不能擅自做主；军机处的文件往来有着严格的保密制度，所有诏令、军报、奏折都由军机章京亲自誊写、密封，传递过程中由专人护送，严禁泄露，一旦发现泄密，无论涉及何人，一律严惩不贷。
张廷玉作为军机处的核心大臣之一，对军机处的制度建设贡献巨大。他制定了军机处的办事流程：“廷寄”制度，即皇帝的诏令由军机处拟定后，根据不同的内容，分别用“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形式发送——“明发上谕”用于公布一些公开的政务，如官员任免、大赦天下等，通过内阁、六部传达到各地；“寄信上谕”用于传达一些机密的军国要务，如军令、密令等，由军机处直接密封，派专人送达指定官员手中，中途不得拆阅。这种制度既保证了政令的快速传达，又确保了机密事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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