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张廷玉还制定了军机处的档案管理制度。军机处每日处理的奏折、诏令、军报等文件,都由军机章京分类整理,装订成册,妥善保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档案体系。这些档案不仅为皇帝查阅过往事务提供了便利,也为后世研究大清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雍正对张廷玉的工作极为满意,曾称赞道:“张廷玉为人端方,办事勤勉,自入军机处以来,夙夜匪懈,屡克难关,为朕分劳不少。有张廷玉在,朕可高枕无忧矣。”
军机处的高效运转,很快便在处理西北军务中显现出巨大优势。雍正九年,清军与准噶尔军在和通泊展开激战,清军初战失利。军报传到京城后,雍正立即在军机处召见胤祥、张廷玉等军机大臣,商议对策。军机大臣们根据皇帝的旨意,迅速拟定诏令,调整兵力部署,调配军需物资,命令北路军坚守阵地,南路军迂回包抄,同时传旨各地督抚,筹集粮草,支援前线。由于指令传达迅速,部署得当,清军很快稳住了阵脚,避免了更大的失败。
雍正十年,清军在光显寺大败准噶尔军,噶尔丹策零被迫遣使求和。捷报传到京城,雍正欣喜若狂,在军机处宴请军机大臣,庆祝胜利。席间,雍正感慨道:“昔年处理军务,议政王大臣会议争论数日不决,内阁票拟拖延日久,如今有了军机处,朕的旨意当日便可传达到前线,军务处理事半功倍。军机处之设,实乃大清之幸!”
除了处理军务,军机处在整顿吏治、推行新政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清查亏空、推行“耗羡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新政,都由军机处统筹规划,拟定方案,传达诏令,监督执行。军机大臣们根据皇帝的旨意,深入各地调研,了解新政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皇帝汇报,并提出解决方案,确保了新政的顺利推行。
例如,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西南地区的土司势力顽固抵抗,局势复杂。军机处根据雍正的旨意,制定了“恩威并施、分步推进”的策略,一方面命令清军做好军事准备,对顽固抵抗的土司予以坚决打击;另一方面,派遣官员深入土司地区,宣传新政的好处,对愿意归顺的土司予以优厚待遇。同时,军机处不断收到前方军报和官员奏报,及时调整策略,最终成功推行了“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管辖。
军机处的设立,虽然极大地加强了皇权,提高了办事效率,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军机处的权力过大,且完全依附于皇帝,一旦皇帝决策失误,很难得到纠正;同时,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身心俱疲。雍正深知这一点,因此对军机大臣的选拔和任用极为严格,既要求他们有卓越的才能,又要求他们有忠诚的品格。同时,他也会定期召见军机大臣,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对表现优秀的予以嘉奖,对出现失误的予以批评教育。
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在圆明园猝然驾崩。临终前,他留下遗诏,命张廷玉、鄂尔泰等军机大臣辅佐新君乾隆帝弘历。乾隆帝继位后,对军机处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明确了军机处的地位和职权,使其成为大清帝国不可或缺的权力中枢。军机处一直存在到宣统三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灭亡,军机处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回望雍正年间军机处的设立和发展,它不仅是大清帝国权力中枢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中国古代皇权制度发展到顶峰的重要标志。军机处的设立,打破了旧有的权力格局,消除了宗室王公、内阁等对皇权的制约,使雍正帝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将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军机处高效、保密的办事模式,也为处理军国大政提供了有力保障,对大清帝国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雍正帝通过设立军机处,完成了对权力中枢的彻底掌控,为他推行一系列新政、巩固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决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雍正”这个名字,与军机处紧密相连,成为了皇权高度集中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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