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住江浙两省和淞沪局势之后，陈墨做的第一件事是让顾玄武回了一趟燕京。
顾玄武这个人，在军事上的才能不算突出，但却为人圆滑，擅长溜须拍马，要足够忠心，还有底线，是个搞外交的好手。
将来对内的关系处理，陈墨准备都交给顾玄武。
顾玄武带着五千支金钩步枪、五十挺大正重机枪、四门75山炮，外加几箱丹药和一批从上海洋行采购的西洋补品——浩浩荡荡送进了曹公馆。
曹昆亲自在门口迎接，看到那些崭新的枪炮和码得整整齐齐的弹药箱，笑得嘴都快咧到耳根。他是带兵出身的人，金银珠宝固然喜欢，但真正让他兴奋的是精良的武器。
顾玄武在曹公馆住了三天，临走时曹昆拍着他的肩膀说：“回去告诉陈墨，让他放心大胆地干，有什么事我给他兜着。”
接下来的几年，直系将迎来鼎盛时期。陈墨对此再清楚不过。
直皖战争已经结束，皖系退出历史舞台，曹昆以直鲁豫巡阅使的身份遥控燕京，吴佩服以“常胜将军”的威名坐镇中原。
而奉系虽然暂时与直系结盟，但双方的根本利益冲突只是被战争胜利的喜悦暂时掩盖。
现在的局面很清晰——背靠曹昆这棵大树，对陈墨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他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靠山来为他争取发展时间，
而曹昆需要他这个坐镇东南的得力干将来稳固直系的经济命脉。这种互相需要的关系，比任何口头上的忠诚信义都更加牢固。
从保定返回上海之后，陈墨便召集手下的核心幕僚在督军府会议室里开了整整一天的闭门会议。
会议室里挂着一张巨大的东南地区资源分布图，桌上摊着厚厚一叠各省赋税报告和工厂产能统计。
他站在地图前，逐条逐项地与幕僚们讨论，最终确定了四条基本发展措施，覆盖农业、商业、工业、金融四个核心领域。
第一条：农业——让农民先不饿肚子
陈墨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超出了大多数幕僚的预期。那些幕僚中有不少是留洋回来的经济专家，他们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建工厂、怎么发公债，可从冀东到浙省，陈墨见过太多农民因为一季歉收就全家逃荒的场景。
一个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地区，不可能支撑得起持久的工业化。他的第一项农业政策是减田赋——田赋只收原本的六成，三年之内不变。
这个政策不是空头支票。他让财政厅统一印制了新的赋税凭单直接发到各县各乡，凭单上印着应付税额和三年有效期的红色大印。
任何地方官吏胆敢在六成之外加收任何附加费用，农民可以凭这张凭单直接向省府纠察处举报，一经查实，涉事官吏就地免职。
第二项是兴修水利。钱塘江的海塘在清末以来年久失修，每逢大潮便有海水倒灌之患。
陈墨从财政预算中专项拨款，雇佣沿江农民春冬农闲时大规模修筑堤坝。
太湖流域的河道淤塞同样严重，他调集工兵营配合民工疏浚了几条主要河道，确保来年汛期太湖水位可调可控。
第三项是推广良种。他再次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高产玉米、土豆、红薯的优良种子，又通过美国洋行从菲律宾和加利福尼亚引进了几批优良稻种和棉种。
这些种子一部分由省府农场先行试种，另一部分以低息赊购的方式发给农民，收成之后再还种钱。到春耕结束时，江浙两省的良种推广面积已经覆盖了超过三分之一的主要棉区和稻田。
第二条：商业——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农业稳住之后，商业的发展便有了根基。
陈墨对江浙两省和淞沪制定了不同的商业发展方略，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
淞沪的商业根基在民族工厂和贸易。陈墨保护民族工厂的政策很实在——对本埠工厂的出厂税实行阶梯式减免。同时他让新成立的工商局派人挨个走访上海的大小工厂，发现销路不畅的工厂就由官方牵线搭桥开拓订单和渠道。
苏省的商业基础是丝绸和纺织，这是江南一千年来的传统强项，但由于绸缎商和丝厂之间竞争激烈，长期存在重复投资和压价内卷。
陈墨的幕僚团为丝绸产业单独拟订了一套整合方案，鼓励中小丝厂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合产销公司，统一采购蚕茧、统一标准、统一谈外销订单，不再被洋行买办在价格上挨个击破。
浙省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同样是拳头产品。陈墨在杭州成立茶叶出口贸易合作社，专门负责对接英法美三国洋行的采购。茶叶出口量很快便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
瓷器方面，他在宁波和绍兴设立了官方瓷器检验站，对出口瓷器的品质进行统一把关，不合格的不许贴上“浙江瓷”的官方标签。
第三条：工业——轻工业赚钱，重工业强军
陈墨的目标，不仅是富起来，更是强起来。他对工业发展的整体思路很清晰：轻工业回笼资金快，用来养民和积累资本；重工业投入周期长，但攸关国防和武器自给，必须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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