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下，他选择了两条合作线路：与美国合作民用工业，与德国合作军事工业。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赚得盆满钵满，战后产能严重过剩，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而且美国对中国的领土野心远不如英法日强烈，它的核心诉求是做生意而不是割地盘。
陈墨在公共租界外一栋西式公馆里接见了美国驻上海商务代表团的几位核心成员，给出了两项合作条件：在上海、苏州、无锡建立中美合资纺纱厂；在金陵、杭州、宁波建立现代化面粉厂。同时在江浙两省规划小型钢铁厂和发电厂，由美方提供设备和工程师，中方提供土地、劳动力和一部分配套资金。
双方共同发起成立中美东南懋业银行，专门为两国在东南一带的实业投资提供贷款。
他向美方承诺所有合资工厂均按商业合同运营，美方的投资回报率受法律保护，利润按股分配，中方不随意没收外资股份。
同时又以合作方的身份要求美方提供的棉种与设备必须是最新型号——他派去参与设备选购的技术人员会将每一批机器的参数与合同条款逐项对比，美方代表发现这位年轻督军不好糊弄，只好把更好型号的机器写进正式条款。
几轮谈判下来，美方发现这位年轻的督军虽然杀伐决断，但在商业谈判桌上极其讲信用——不是老派官员那种嘴上客套背后赖账的套路，而是真真正正在国际商务规则框架内办事。
几个星期后，美方率先派出第一批工程师抵达上海，协助修建棉纺织厂、面粉厂和电力工厂。
随同工程师抵达的还有几批最新型号的纺纱机和面粉加工设备，这些都是太平洋邮轮直接从旧金山运来的，包装箱上还贴着英文标签。
与美国的合作顺利推进之后，陈墨把目光转向了德国。
德国在一战中刚刚战败，《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军工产业施加了极其严苛的限制——陆军人数被严格限定，坦克、飞机、重炮和毒气统统被禁，连轻武器的生产配额都受到了严格的国际监督。
大量经验丰富的军事工程师和火炮设计师一夜之间失去了合法的工作岗位，要么在国内失业，要么远走他国寻找生路。陈墨看中的就是这个时间窗口。
失业的德国军工专家对任何有需求的雇主来说都便宜又好用，而且德国在中国既无租界也无殖民地，合作起来没有政治风险。
陈墨首先在上海会见了德国在上海的几家大洋行负责人。礼和洋行、西门子洋行、禅臣洋行的代表都被请到了他的办公室。
他开门见山，直接砸钱——委托这几家洋行以德国本土代理人的身份帮他物色和招募军工人才。
为了避开《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向外输出军事顾问的限制，陈墨在上海公共租界边缘一栋不起眼的西式办公楼外面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德工业促进会”，以民间学术交流的名义运作。
陈墨聘请了几位有留德背景的学者和官员担任促进会的正式理事，由他们出面邀请德国专家来华考察工业项目。
到三月份，德国方面陆续有专家抵达上海。这些专家大多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工程师，在克虏伯、毛瑟、莱茵金属等军工巨头工作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因为战后工厂裁员而失去了工作。
他们从汉堡或者不来梅乘船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抵达上海港时大多面带倦容，但一看到码头上等候的接待人员和他们身后崭新的福特牌轿车，脸上的疲惫便消了不少。
陈墨交给德国专家的第一个任务是改造生产线。原先在镜中世界的兵工厂里主要生产三八式步枪及其配套弹药。
三八式步枪有其独特的优点——弹道平直、后坐力小、精度不错，对于新兵训练来说确实很友好。但它的致命弱点是停止作用差，子弹穿透力虽强却过于干净，对目标的制动能力不足。
更大的问题在于弹药体系——三八式步枪使用的是6.5毫米友坂弹，将来在中国战场上的主流弹药是7.92毫米毛瑟弹，不论是中正式步枪、汉阳造步枪，还是捷克式轻机枪、民二四式重机枪，使用的都是7.92×57毫米弹药，三八步枪的子弹与这些主流武器完全不通用，后勤独立供应，在物流上是个沉重的负担。
陈墨的指令很明确：将三八式步枪生产线改造为毛瑟标准，保留生产线的核心加工设备，更换膛线拉刀的规格，调整枪管毛坯的内径尺寸，将弹仓和供弹机构改造为适配7.92毫米毛瑟弹。同时停止采购6.5毫米友坂弹的生产设备，将弹药生产线全部转向7.92毫米标准弹药。
手枪方面直接仿造毛瑟C96盒子炮，这款枪在华夏战场上素有威名，可靠性高，弹容量大，仿制更容易，同类仿制品多，后勤补给非常便利。
火炮方面暂时不追求大口径重炮——重炮的生产成本太高，而且现阶段的主要作战对手是各路旧式军阀，75毫米山炮和野炮以及中小口径迫击炮足够满足战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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