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和小雅在楼道撒泼打滚的闹剧过后，邻居们看他们的眼神都变了。以前见面还会客气打个招呼，现在大多是冷眼相对，背后指指点点。他们大概也觉得理亏，没再上门吵闹。我落了个清静，每天按时吃饭睡觉，跟着律师准备开庭的材料。日子过得平淡，心里却憋着一股劲。我知道，这不是结束，是真正的开始。
律师每隔几天就会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案件的进展。他说已经把所有证据提交给了法院，转账记录、通话录音、购房合同，还有王大姐和张大妈的证人证言，都已经整理妥当。他还说，法院已经受理了我的案子，开庭时间就定在半个月后。我听着这些话，心里踏实了不少。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开庭那天，天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风一吹，带着点刺骨的凉意。我早早地起了床，穿上了我唯一一件像样的外套。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我男人给我买的。藏蓝色的布料，有点褪色，袖口磨出了一点毛边。这么多年，我一直舍不得穿。我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把白头发拢到里面。镜子里的我，头发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又深了些，可眼神却很亮。那是一种豁出去的坚定，一种讨回公道的决心。
我打车到了法院。刚走到门口，就看到了儿子和小雅。他们站在台阶下，穿着光鲜亮丽。儿子穿着崭新的西装，打着条纹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发胶抹得锃亮。小雅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化着浓妆，嘴唇涂得通红，手里拎着那个名牌包包。那包包，还是用我的血汗钱买的。看到我，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怨恨。儿子的拳头攥得紧紧的，想上前说什么，被小雅拉了拉胳膊，又退了回去。小雅的嘴角撇了撇，露出一丝不屑的神情。
我没理他们，径直走了进去。大理石的地面光可鉴人，映出我单薄的影子。律师已经在里面等我了。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拿着厚厚的案卷。他看到我，站起身，笑着说，阿姨，别紧张。证据都在，我们一定能赢。我点点头，喉咙有点发紧，说，谢谢你，律师。有你在，我踏实多了。
开庭的铃声响了。叮铃铃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听得人心里发慌。我跟着律师走进了法庭。法庭里很安静，气氛严肃得让人喘不过气。法官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穿着黑色的法袍，表情威严。书记员坐在旁边，手里拿着笔，随时准备记录。两侧的旁听席上，坐了一些人，有我的几个远房亲戚，还有张大妈和王大姐。她们是来给我撑腰的。我找了个位置坐下，儿子和小雅坐在我的对面。他们的表情很紧张，手不停地互相搓着，不像在我家门口时那么嚣张。
法官敲了敲法槌，“砰”的一声，整个法庭瞬间鸦雀无声。法官宣布开庭。首先是律师陈述我的诉讼请求。律师的声音很沉稳，一字一句，清晰有力。他说，我的当事人，也就是我，出资一百万，为儿子购买婚房一套，并承担全部装修费用。当事人同意在房产证上加儿媳的名字，前提是签订协议保障自身权益。被告也就是我的儿子和儿媳，不仅拒绝签订协议，还企图侵占当事人的财产。当事人生病住院期间，被告不闻不问，拿着当事人的钱挥霍。现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当事人对该房屋的出资份额，判令被告返还当事人的出资款一百万，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律师说完，法庭里一片安静。我看到儿子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小雅的身子，也轻轻抖了一下。法官点点头，又看向儿子和小雅的律师。那个律师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开始狡辩。他说，原告也就是我，出资的钱，是对被告的赠与。房产证上已经登记了被告的名字，房屋的所有权就属于被告。原告现在反悔，没有法律依据。他还说，原告是因为不满被告的婚姻，故意刁难，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我听到这话，气得浑身发抖。赠与？我什么时候说过赠与？我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怎么可能平白无故赠与他们？律师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冷静。然后他站起身，拿出证据，开始反驳。他首先拿出了转账记录，投影在大屏幕上。一笔一笔的转账，日期、金额、用途，都写得清清楚楚。八十万的首付，二十万的装修款，分毫不差。律师说，这些转账记录，都备注了“购房款”“装修款”，没有任何一处写着“赠与”。这足以证明，这笔钱是借款，不是赠与。
接着，律师又拿出了通话录音。录音里，是儿子和我的对话。儿子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出来。“妈，你放心，这钱我以后肯定还你。”“等我和小雅稳定了，就把钱还给你养老。”录音放完，法庭里一片哗然。旁听席上的亲戚们，开始窃窃私语。我看到儿子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任何人。
然后，律师又请出了证人。第一个证人是张大妈。张大妈站起身，声音洪亮地说，她是我的老邻居。我年轻的时候，男人走得早，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她都看在眼里。我摆摊卖菜，做保洁，一分一分攒钱，手指头冻得肿成了胡萝卜。我给儿子买房子，花光了所有积蓄。儿子和儿媳不仅不孝顺，还在我生病的时候，拿着我的钱去逛商场，买名牌包包。张大妈越说越激动，眼泪都掉了下来。她说，我可以作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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