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年会试在民间所引发的巨大舆论声势，同时也是为了平息学子们心中的怨愤，赵祯为此而不得不狠下心来对自己人下了一次狠手。等到次年的殿试，赵祯提前给考官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刻意压制陈韩两家的子弟以及他们两家各自的门生，其具体的措施就是——“皆勿考”。赵祯这当然不是说要剥夺这些人的殿试资格，而是说不管这些人是否有真才实学，也不管他们考的有多好，总之他们的考卷都不看，反正到了最后随便给他们排个比较靠后的名次就行了。
什么叫不公？这才叫不公！
这样做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礼部会试的第一名、陈尧佐的门生范镇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当赵祯这道密令下发之后就有官员对赵祯说了，这个范镇是真的很有才，陛下你这样做对他实在是很不公平，赵祯转而一想，那就把他单独对待。可是，即便如此，范镇最后却也只是二甲第七十九名。这也开了一个先例，此前的礼部会试第一名基本上都是位列一甲前三，欧阳修当年就是礼部的会试第一，而他在殿试唱名（公布进士排名）的时候却没能位列一甲前三，欧阳修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随即抗声自陈：“我是礼部会试第一，你们这是要干啥？还要把我排到多少名之后？”
结果，欧阳修最后位列二甲第十四名，这当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名次。不过，同样身为礼部会试第一名的范镇这一次却始终都一言不发，直到考官在二甲第七十九名的时候喊了他的名字才默默地上殿谢恩。
有人说范镇这是气度非凡，但实则还不是因为受迫于此次舆论的影响。说到底，范镇这次是被自己的老师陈尧佐给“连累”了，但其实也是被我们这个社会上有时候显得很扭曲和脑残的群众舆论给绑架了。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一个内心本如明镜的人在大白天里被迫像个贼一样地惶惶而行，而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非只有此时的这一个单例。
在这起事件里，知枢密院事章得象表现得尤为”高风亮节”。为了不被人在背后说闲话，他让章仲昌放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来的这次殿试机会，他直接让章仲昌在会试的结果出来之后就回归本乡。你们不是说我章得象徇私吗？不是说章仲昌是靠了我的关系才考中的吗？那我让他直接回老家当老百姓行不行？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徇私之人。
经章得象奏请，章仲昌终于是“荣归”三千里之外的故里泉州。对此，我们在这里也只能给不久之后的这位宰相大人说一句——够狠！
流言猛如虎，诚如斯言！
我们以上这些是在说什么？我们又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只有通过这些事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此时掌管宋朝政务的中书省大佬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以及宋朝此时的官场和民间风气是个什么样子。事实上，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所谓上行下效以及上梁不正下梁歪，宋朝的这一届顶级官场的大佬们在年轻的时候无一不是一方能吏和干吏，是实打实的敢于做事、勇于做事且能做事的好官，但此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们早已是今夕不同往日。这些老大爷们看不到宋朝所面临的危机，个人也不再锐意进取，顺带着也让整个国家跟着他们一起躺平享受人生。宋朝由此是彻底地变得烟火气息十足，大家都在围绕着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往来追逐，或是紧盯着某个八卦消息尽情地吃瓜。
好了，那我们就索性一起来吃瓜，吃权贵们的瓜。
以这时候中书省的几位宰执大臣为例，他们是在公元1037年5月上任履职，但他们在次年的公元1038年3月就被集体罢职，前后连一年时间都没能坚持住。之所以会这样有三个原因，首先就是自作孽，其次就是天时没有眷顾他们，其三便是宋朝此时的喷子和言官实在是火力太猛，这些老臣们很快就将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做后生可畏。
先说这个自作孽。王随做了宰相之后，如何理政他不怎么上心，他的心思都用在了如何延年益寿和求佛问道上面，其次就是怎么给自己的儿子和亲戚们尽可能地谋福利。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如果能够泽被后世子孙那显然是件无上光荣的事，而他王随现在终于能够做到这些了，他家中的子侄们也就此无一“幸免”地被他给照顾了一遍。
反观自己的正事，身为宰相的王随要么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么就是直接告病在家，他只需要每隔几天去皇帝面前打个卡证明自己还健在就行了。总之，宰相本是身系国家发展和安危重担的要职，他王随却把这视为享乐和为子孙谋取福利的工具。再说得极端一点儿，他享受着一个宰相应有以及额外的待遇和福利，但从不干宰相该干的活儿。
陈尧佐在个人私德上来说远比王随要高，但他也没能免俗，具体的事就是他不按套路出牌越级提拔了他的另一个儿子陈述古。这位陈家公子本是管理皇家库房左藏库的，但陈尧佐未经儿子上级部门的推荐就利用宰相的职权擅自给自己的儿子升了官，让他去做了“三门白波发运使”，也就是一个掌管京城某地段漕运的官。这事看起来好像不大，但只要有御史就此事参劾他，那他绝对难逃被罢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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