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年间，一共没有多少人口，所谓一国，也就是那么回事。这个时候圣人讲人人皆可为尧舜是可以的，毕竟当时的国不同如今的国，当时的君，也不是如今的天子。可是时移事易，到了现在，即便是圣人之学，也不是所有都合适讲。洪武爷爷削掉民贵君轻说，就是避免脑壳坏掉的人，鼓柱胶瑟，拿这句话去套陛下。可是这些讲学的人，脑筋却不够用，不懂得控制自己讲的内容，结果教出曾光这一群人出来。”
张氏道：“曾光的口供还没拿到，他怎么说，我们还吃不准。单纯从单氏的口供上，很难钉死他们。”
“加上曾光的口供也没用，我们没办法钉死谁，但是可以从中得知真相。其实说实话，耿家人讲学厉害，何心隐受人欢迎，说到底都是官学太差劲了。学官食古不化，讲的东西没人爱听，如果不是为了功名，怕是官学里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范进摇着头，他自己没上过官学，不过在凌云翼身边做事，于官学讲学内容还是知道的。大明眼下正进入讲享受重生活的时代，官学里再讲存天理灭人欲，等于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方针作对，自然得不到百姓支持。而心学一派中，颜钧颜山农则支持人欲，何心隐主张与恩师相背，推崇节欲，但也反对无欲。这两种思想哪个都比灭人欲来的符合人性，自然就能得到百姓拥护。
这一派讲学门槛很低，所讲的都是普通百姓都能听懂的道理，颜钧的学术思想中：百姓日用条理处，既是圣人条理处，比起官学那种高大上的理学，两者谁更受欢迎不言自明。
简单说起来，就是理学在此时已经有些脱离实际，官场中人学习没坏处，老百姓接受不了。心学更能亲民，可是在立场上，就有点测不准。
“根据单氏的口供，曾光最喜墨子学说，还在一干党羽里有选天子的说法。他一个跑江湖的，即使念过书，也不可能接触过墨学。这种学说，只会是天窝讲学的人灌输给他，而墨学本来就危险，何况给这伙人讲了。虽然这伙反贼不能让天窝承担责任，可是也得让他们知道，不能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讲学之前得考虑下影响和立场。搞的所有人都想天下大同，想要民选天子，这天下还有我辈立足之地么？这种事关系不到对错，而关系到立场，我们要保住自己，就只能把这种乱讲学的风气扼杀掉。”
“再者，当今元翁秉政，所用的法度，与之前颇有不同。民间士绅胥吏，大多利益受损，肯定会有所抵触。他们不敢公开站出来唱反调，就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像是讲学，他们就可能利用起来。出些钱粮雇人讲学，老百姓不明就理，只以为读书人说的就是对的，书生反对新法，反对元翁，他们就跟着反对。日久天长，这股风气一旦形成，元翁再想推行新政，就会面临来自民间的阻力。要么与百姓为敌，要么将新法废除，真正的敌人却伤不到。”
张氏聚精会神地听着，在明暗不定的灯火中，看着范进的面庞，见他那全神贯注的模样，总觉得在某些时刻，他像极了父亲。她问道：“那范兄之见，该当如何？”
“最简单的办法，禁止民间讲学，尽罢私学而归官学。讲学的形式要保留，但是地点由私而变公。这样讲的内容就可控，追究责任也方便。如果放任民间讲学，最后想追究谁，其实都是办不到的。就以长沙来说，岳麓书院就可以化私为公，所有讲学内容一律由官府做主。当然，官府这边必须做出改变，安排一群学究讲理学，下面人都跑光了，还是起不到作用。得向民间学，学会怎么让讲的东西让人爱听，得去了解百姓想听什么。心学我们也可以讲，只要把那些大逆不道的东西去掉，有什么不可？据我所知，元翁也是心学子弟来着。”
少女点头道：“家严师从徐文贞，亦是泰州学派子弟，当年与何心隐……那时他还叫梁汝元，曾是至交。不过后来，两人便已经没什么来往了。家严曾说过，他生平最厌讲学之人，所说的理由，与范兄相似。家严不喜欢有人借讲学议朝政，说是非，说这种风气如果蔓延开来，早晚将以清议裹胁朝堂，形成干弱枝强，民强君弱的局面。这万万不可。不过讲学之风已成，硬要禁止讲学，其中干系，兄长可曾想过？”
范进点点头，手在栏杆上轻轻一拍。“我当然知道，这有多难了。所以只能一点点来，先从何心隐开始吧。如果说跟所有讲学者作对，这比较麻烦，最主要的是时间和阻力。可我只对付何心隐一个，总还方便些。毕竟他自己也与恩师反目，我只盯着他打，为他说话的人就少。至于凭据……单氏的口供就够了。”
“即使如此，范兄也要承担很严重的风险，这值得么？”
“值得，很值得。一间老房子住了两百年，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不是这里透风，就是那里漏雨。有的人想要拆了重建，却没想过这样折腾下来，原本住在房子里的人怎么办？再说拆房子难免砸死人，能少死几个总是少死几个为好。所以没房子不要命的人总想着拆房，因为他们本就无所谓失去，我现在一只脚已经进了房子里，当然想的是怎么把它保住。不拆不毁，只修修补补，哪里坏了修一修，哪里漏了糊一糊，只要裱糊的够好，就能让房子多待些年头，心愿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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