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第三次来工作室时，背着一个鼓囊囊的旧帆布包，包带已经磨得起毛边。
他小心翼翼地把包放在地上，拉开拉链——里面没有宠物用品，没有零食，只有厚厚一沓用牛皮纸袋装着的稿纸。
纸袋边缘被磨得发白，有些地方甚至破了小洞，能看见里面密密麻麻的字迹。
“这是……”江静书轻声问。
“我的小说。”陈默的声音很平静，甚至带着点自豪，“写完了。”
那沓稿纸被拿出来时，工作室里安静了几秒。
太厚了——至少有五百页，全部手写。纸张规格不一，有A4打印纸，有横线笔记本撕下的页，有便利店的收银小票背面，甚至还有几张皱巴巴的餐巾纸。
每一页都写满了字，字迹时而工整时而狂草，但无一例外地认真。
页边空白处写满了修改的批注、箭头、画掉的段落、新添的句子，像一场无声而激烈的自我辩论。
最触动江静书的，是那些稿纸的状态——
因为长期被摩挲，纸张边缘都卷了起来，像秋日的落叶。
有些页面沾着可疑的污渍：咖啡渍、油渍、甚至一滴已经干涸的、晕开了墨迹的泪痕。
用不同颜色的笔修改过，黑、蓝、红、绿，层层叠叠，像地质断层。
“我数过，”陈默抚摸着那沓稿纸，像抚摸一个孩子的头，“一共修改了十一稿。”
“写过的地方，便利店夜班的收银台，公园的长椅，医院候诊区，地铁站的角落……”
“有时候写到一半，纸用完了，就随便抓张什么继续写。”
他翻到中间一页——那是张麦当劳的餐巾纸，上面用圆珠笔写满小字，有些字已经被纸巾的纤维晕染得模糊不清。
“那天在麦当劳写结局，”陈默笑了笑，“写到主角最后的选择时，我哭了。
眼泪掉在纸上，把‘原谅’两个字晕开了。我就顺着那个晕开的痕迹，把结局改成了‘不原谅，但放下’。”
旺财从猫爬架上跳下来，走到那沓稿纸前，金瞳扫过那些斑驳的页面。
“出版社呢？”它问，“投过吗？”
“投过。”陈默点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十七家。三家有回复，都是模板拒稿信。其他石沉大海。”
“不失望？”
“失望过。”陈默诚实地说，“尤其是第一次收到拒稿信那天，我把稿子扔在地上，踩了两脚，然后坐在上面哭了半个小时。”
他顿了顿：
“但哭完，我又把它们捡起来，一页页抚平，重新装好。”
“因为我忽然想起《月亮与六便士》里那个画家——他死后才被认可，生前穷困潦倒，但从未停止画画。”
“我不是在和他比才华，我是在学他的‘虔诚’。”
“对心中那轮‘月亮’的虔诚。”
为了养活自己——更准确地说，为了养活写作——陈默在一家24小时便利店做夜班店员。
“时薪十九块五，”他说，“晚十点到早六点，一周休一天。”
“很累，要理货、收银、应付醉汉、打扫卫生。”
“但……有整块的时间。”
他拉开帆布包的另一个夹层，掏出更多零碎的纸片：商品标签背面，过期促销单，甚至还有几张废弃的小票存根联，上面都写着字。
“客人少的时候，我就写。”陈默的眼睛亮起来，“有时候写在便签纸上，有时候直接写在手心——等有空了再誊到稿纸上。”
“店长知道我在写东西，没说什么，只是让我‘别影响工作’。”
他记得很多个深夜：
凌晨三点，外面下着雨，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他靠在收银台后面，借着监控的死角，在进货单背面写一个关键的转折。
凌晨四点，一个加班的白领进来买咖啡，看到他埋头写字，好奇地问：“在写什么？”他说：“小说。”对方愣了愣，然后说：“加油。”
凌晨五点，天快亮了，他写完一个章节，抬头看窗外渐亮的天光，忽然觉得——这个为了六便士工作的夜晚，也因为滋养了月亮，而变得神圣起来。
“最艰难的是生病那次，”陈默说，“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但不敢请假——请假要扣钱，而且那天晚班只有我一个人。”
“我一边擤鼻涕一边收银，脑袋像灌了铅。中间有半个小时没客人，我趴在收银台上，迷迷糊糊地，在纸巾上写了几行字——”
他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上面字迹潦草，勉强能辨认：
【主角也在发烧，在荒野里独自前行。】
【我也在发烧，在便利店里守着这方寸之地。】
【但我们都在往前走，对吧？】
【只要还在往前走，就还没输。】
江静书看着那行字，鼻子一酸。
她仿佛看见——深夜的便利店，一个发着高烧的年轻人，趴在冰冷的收银台上，用最后一点清醒，在纸巾上写下一个虚构角色和自己的对话。
那是文学最原始的样子：不是华丽的辞藻，不是精巧的结构，而是一个灵魂在绝境中，用文字给自己搭的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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