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委第三会议室，椭圆形胡桃木长桌泛着冷光。中期评估会议的氛围，比预想中更为凝重。高晋坐在靠窗一侧，余光扫过对面——试点市来的是一位分管副市长和试点协调小组组长，两人面色沉静，面前摊开的笔记本却几乎空白。孙启明副司长坐在评估组主位，慢条斯理地拧开保温杯盖。
会议前半程按部就班。技术团队汇报模型迭代进展，数据接入率、预警准确率、响应时效等指标一页页翻过，数字在投影屏上冷静地闪烁。提问环节，学者们纠缠于算法阈值设定的理论依据，政策观察员则关心基层人员的培训负担。
高晋始终沉默，直到试点市协调小组组长开始陈述。
“……总体上，我们认为‘星图’系统在结构化风险识别方面展现了一定潜力。”组长语调平稳，目光却未离开稿纸，“但在实际嵌入治理流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比如，技术提示与基层经验判断之间的张力，权责界定的模糊性，以及……”
他顿了顿，翻过一页：“具体案例，如新兴居住区供水管网提示事件，显示出模型在复杂社会物理耦合场景下的局限性。基层基于综合研判的决策，最终证明更稳妥、更负责任。”
会议室里响起轻微的翻纸声。高晋注意到孙启明的食指在杯盖上轻轻敲击了两下。
轮到评估组反馈时，那位批判学者果然率先开火：“这个案例恰恰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担忧——技术系统对社会情境的‘降维’解读。它将活生生的社区简化为数据流，忽略了人际网络、历史沿革、甚至是居民的心理感受。深夜排查可能扰民，这种社会成本模型计算了吗？”
政策观察员试图调和：“但这也提示我们，需要建立更精细的人机协同流程……”
“流程能解决根本问题吗？”学者打断，“当技术赋予某些人‘看见’的权力，那么‘看不见’的权力就被削弱了。这才是某些抵触情绪的深层根源。”
争论开始升温。试点市副市长此时轻咳一声，会场安静下来。
“各位专家说得都有道理。”副市长声音浑厚，带着地方官员特有的沉稳，“作为试点所在地，我们最关心的是实效和可持续性。技术先进很重要，但能否融入现有治理框架，能否真正给基层减负而非增压，能否明确责任链条——这些才是决定一项创新能否落地的关键。”
他转向孙启明：“孙司长，部里一直强调‘稳妥有序’，这个度，我们基层把握起来确实需要更清晰的指引。”
球被巧妙地传到了孙启明手中。所有人的目光聚焦过去。
孙启明放下保温杯，双手交叠放在桌上，这是一个准备定调的姿态。高晋屏住呼吸。
“试点工作，”孙启明开口，语速缓慢，“本身就是探索和发现问题。新兴居住区这个案例，很有价值。”
他停顿，目光扫过全场：“它暴露的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基层抵触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当新技术引入旧的治理体系，信息如何流转？判断如何做出？责任如何划分？这些问题不厘清，再好的技术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引发新的矛盾。”
高晋心中微动——孙启明的表述，与他提交的那份情况说明的核心观点，竟有某种暗合。
“因此，”孙启明继续说，“我建议，评估组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应适当调整。在继续验证技术指标的同时，要增设一个专题，深入研究‘人机协同的流程与责任机制’。试点市方面，”他看向副市长，“你们在第一线，感受最直接，希望能提供更完整的案例素材，不仅仅是问题，也包括你们实践中已经摸索出的、有效的协同经验。”
副市长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点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高处长，”孙启明转向高晋，目光第一次直接对上，“你们团队是技术核心，也需要跳出纯技术视角，思考系统如何设计才能更好地支持决策，而不是替代决策。比如，风险提示的动态分级、不同层级接收的信息差异、反馈闭环的设计等等。”
“明白。”高晋简短回应。孙启明没有提他提交的情况说明，但这番话，本身就是一种回应。
会议的后半程，议题果然转向了流程机制。争论仍在，但火药味淡了些，更多是务实的讨论。高晋适时发言，介绍了模型已经具备的动态调适功能，并以新兴居住区案例中未被提及的“后续提示调整”为例，说明系统并非僵化输出。
试点市协调组长表情略显不自然，但未再反驳。
散会时，天色已暗。高晋收拾材料，感到一种疲惫的释然。船暂时绕过了最险的礁石，驶入了更广阔但也更莫测的水域。
手机震动，倪永孝发来四个字：“陂塘见效。”
高晋回了个点头的表情。刚走出大楼，张思远的电话来了。
“高部，有新情况。”张思远的声音压得很低，背景有风声，“城镇结合部那个‘复杂区域’，有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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