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动静?”
“不是官方动静。”张思远停顿了一下,“我们按您指示,暂停了主动交叉核实,但加强了外围数据监测。刚刚发现,那个废弃厂房区域周边,多了几个临时安装的民用监控摄像头,方向都对着厂区出入口。还有,最近两天夜间,有非环卫车辆在附近路段慢速行驶,像是……巡视。”
“什么人装的摄像头?车辆有什么特征?”
“摄像头很普通,网上随处可买,安装位置隐蔽,但没走明线,用的是电池和无线传输。车辆是本地牌照的SUV,车窗贴了深色膜,看不清里面。我已经拍了照片,但不敢靠太近。”
高晋沉吟。这是典型的“反监控”——有人在关注他们对那个区域的关注。
“继续观察,但不要有任何介入动作。记录所有异常,包括时间、车辆特征、摄像头位置。注意自身安全。”
“明白。”
挂断电话,高晋站在暮色中的部委大院。玉兰花的毛茸茸花苞在渐浓的夜色中像一只只收拢的小拳头。技术模型照亮了一些暗角,但这些暗角本身,似乎也有其生存法则和防御本能。
他想起那张水利图。主河道、支流、陂塘。现在,他似乎不仅在主河道航行,还被无形的水流引向了一些隐蔽的支流和缓冲地带。而某些人,正在陂塘边修筑工事。
几天后,流程机制专题小组首次开会。试点市派来的代表不再是协调组长,而是一位四十多岁、神色精干的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姓陈。孙启明亲自担任小组组长,以示重视。
陈主任带来了几个经过“脱敏处理”的基层协同案例,语气务实,甚至主动承认了一些基层应对不足的地方。但他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技术提示必须转化为基层能理解、能操作的‘任务清单’,并且要预留基层根据实际情况‘不采纳’或‘缓办’的空间,这个空间必须有制度保障,否则基层不敢用。”
讨论中,高晋提出了“智能任务分发与反馈闭环”的初步构想:模型提示根据风险等级、涉及部门、处置时效等维度,自动生成差异化的任务包,推送给不同层级和岗位;基层处置后,需在一定时限内反馈结果或说明理由,这些反馈又作为模型学习的依据。
孙启明听得认真,末了说:“这个思路可以深入。但核心是,反馈理由的标准化和可信度。如何避免基层随意找个理由搪塞?”
陈主任插话:“这就需要配套的督查和后评估机制。但不能光是上级督查,最好能引入交叉核查或一定范围的公开。”
会议有了建设性的气氛。高晋感到,虽然暗流仍在,但至少表面上,各方开始朝着“解决问题”而非“否定对方”的方向移动。
当晚,他收到了加密频道发来的文字信息,这次不是图片,而是一段简短的话:
“主河道疏浚议起,各方皆言利。然支流淤泥积深,疏之则腐物泛上,腥闻难掩。慎查近日试点市报部之‘智慧安监’立项申请,或见端倪。”
高晋心头一凛。他立刻检索内部公文系统。果然,一份来自试点市的请示文件静静躺在待阅列表中,标题是《关于申请将我市纳入“城市安全风险智慧监管平台”第二批试点城市的请示》,发文日期正是中期评估会议后第三天。
文件言辞恳切,列举了试点市在安全生产监管方面的基础与需求,并特别提到“依托前期参与‘星图’试点积累的数据治理经验”,希望能先行先试。
表面看,这毫无问题,甚至是试点成果的积极扩散。但兄弟的提醒绝不会空穴来风。高晋仔细阅读附件中的建设方案,重点关注其数据共享架构部分。
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整合住建、市监、安监、应急、城管等多部门监管数据”,构建统一风险视图。这与“星图”的理念相似。但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中,方案建议“由市大数据局牵头,各业务部门将相关数据归集至城市数据湖,再由智慧安监平台调用”。
高晋眉头紧锁。“星图”试点采取的是“数据不动模型动”的联邦学习思路,最大限度减少原始数据归集,降低隐私和安全风险,也减少部门的数据主权顾虑。而这份方案,却是传统的“数据大集中”模式。
这不仅仅是技术路径差异,如果试点市以“智慧安监”名义,将那些敏感的风险监管数据集中到市大数据局,那么,这些数据的实际控制权将发生转移。更重要的是,“星图”未来若想对接这些数据,将不得不与这个市级平台谈判,而非直接与业务部门协调。
这是一步高明的棋。以响应上级“智慧监管”号召为名,行数据控制权重组之实。既符合政策导向,又能巧妙地对冲“星图”可能带来的透明化压力——数据是集中了,但集中到了哪里?以什么规则开放?解释权在谁手中?
而那些“支流淤泥”,那些隐藏在模糊地带的问题,在这个数据迁移和集中过程中,是会被清洗干净,还是被更深地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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