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魁的保安团，像一片沉甸甸、饱吸了泥浆的铅灰色云层，彻底笼罩了武所县城和四乡八里。起初，不过是穿着灰黄军装、打着绑腿的士兵，十个八个地出现在城门口，或者挎着汉阳造、顺着官道懒洋洋地晃荡。他们脸上带着初来乍到的审视和一丝懒洋洋的倨傲，靴子踩在雨后泥泞的黄土路上，留下一个又一个清晰的、带着碾压意味的印记。转眼间，这零星的人影就膨胀成了无处不在的灰黄浊流。
城门洞彻底变了模样。原本贴着些褪色通告和零碎招贴的斑驳砖墙，如今层层叠叠，糊满了钟魁那龙飞凤舞签名的大幅告示。那墨迹淋漓的字句，劈头盖脸砸下来：“清乡剿匪”、“肃清赤祸余孽”、“通匪者格杀勿论”！每一个字都像淬过冰水，又浸着血丝。进出的盘查陡然变得森严起来。士兵们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恶犬般盯着每一个进出城的人。箩筐、背篓、哪怕是怀里抱着的婴儿襁褓，都要被粗暴地戳搅一番。稍有迟疑或不满的眼神，立刻招来枪托的推搡和厉声呵斥：“站直了！磨蹭什么？心里有鬼？！”
更狠毒的是那一道道关卡，如同勒进武所这垂危躯体的粗糙绳索。沿着出城通往山区的各条大路小径，甚至在渡口的木桥头，在溪边的浅滩处，都垒起了简陋的沙包掩体，架起了黑洞洞的机枪。保安团的兵丁像一群嗅到腐肉的鬣狗，日夜逡巡着。肩挑手提的，哪怕是一小袋糙米、几块地瓜、半篮新摘的菜蔬，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拦下，翻个底朝天。若是油盐、布匹、药材这些稍显“贵重”之物——想都别想带走。那些兵痞们会蛮横地将东西掼在地上，口中不干不净地骂着：“赤匪崽子还想吃肉喝汤？饿着等死吧！” 偶尔有胆大的山民冒险试图夹带点东西，被查获后，轻则货品被抢光，挨一顿毒打，重则直接绑了，拖到临时刑房里，生死难料。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令人窒息的恐怖，进山的路，成了鬼门关。
最让武北区百姓切齿痛恨、却又敢怒不敢言的，是那“计口授盐”的恶毒把戏。县政府和保安团联手，在通往北区的城门和几个大镇口设了盐栅子。每个户头，不论人口多寡、男女老少，一律按照保安团户籍册子上冰冷的名字，按人头定量发盐。那盐还不是上好的精盐，而是混杂了沙土、泛着苦涩灰黄色的粗盐末子。管盐栅的，多是保安团里油头滑脑的小吏或跟班，鼻孔朝天，眼白翻着，如同施舍猪食。他们手里端着个小巧却像催命符般的黄铜戥子，旁边搁着几个小小浅浅的竹筒。轮到的百姓，战战兢兢地递上盖了户籍戳记的油纸片。那小吏眼皮都懒得抬，用指甲尖从粗盐堆里刮起一丁点儿，小心翼翼地放入戥盘，动作慢得如同钝刀割肉。秤杆末端的准星轻微地晃动着，小吏嘴里念念有词，眼神挑剔得像在称量金子，绝不肯多放半粒盐星。最后，那点可怜的、灰扑扑的盐末子，才被吝啬地倒入递过来的小竹筒里。分量之少，甚至不够一个五口之家炒三天菜能尝出咸味来的。拿到盐的人，看着手中那轻飘飘的小筒，眼神里都是绝望的饥饿。这点点咸味，对山里那些重伤待救、断粮断药的红军伤员来说，就是断绝生路的最后一把土。
世道翻覆之快，如同戏台上换了锣鼓点。随着保安团刺刀撑起的“秩序”降临，那些曾经被红军镇压得销声匿迹、或如王举人般仓皇逃窜的豪绅地主们，如同久旱逢了恶雨的老藤，一夜之间，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抖擞着枝叶，迫不及待地要把失去的“荣光”加倍地捞回来。
钟扒皮钟老太爷，无疑是这反攻倒算大军中最显赫、也最得意的一杆旗帜。他那座在城东头、被农民协会占据并一度分给几户贫苦佃农居住的青砖大宅院，早已物归原主。如今，朱漆大门重新刷得油光锃亮，沉重的黄铜门环擦得金光闪耀。门前两只石狮子，似乎也扬起了头颅，睥睨着街面。大门对面，紧邻着原本属于钟家、后被分给佃农邱老憨耕种的三亩上好的水浇地，此刻正上演着一场毫不掩饰的掠夺。
钟扒皮穿着一身崭新的团花绸面夹袄，外面罩着玄色缎子马褂，手里盘着一对油亮的核桃，脸上挂着一种悲天悯人又理所当然的笑意。他身后站着两个穿着黑布褂子、腰别短棍的护院家丁，眼神凶狠得像要吃人。邱老憨则佝偻着腰，枯瘦得像深秋的芦苇杆，脸上纵横的沟壑里满是泥土和汗水混成的污迹。他粗糙如同老树皮的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折叠得发软、边缘毛糙的纸片——那是去年分田时，乡苏维埃政府发给他的一份盖了红印的土地凭证。
钟扒皮踱着方步，走到田埂上，用穿着千层底布鞋的脚尖，随意地点了点脚下翻整过、刚冒出青绿麦苗的田地，声音洪亮得恨不得让半条街的人都听见：“老憨啊，瞧瞧，瞧瞧！这地，侍弄得不错嘛！肥力足，墒情也好！”他仿佛由衷地赞叹着，话锋却陡然一转，“可这地儿，它打前清道光爷那会儿，就是我们钟家的产业！喏，”他朝旁边一个管家模样的瘦高个扬了扬下巴。那管家立刻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取出一份纸张泛黄、带着虫蛀痕迹的旧文书，在邱老憨眼前抖开，那上面的字迹和鲜红的印泥依旧清晰刺目，“白纸黑字，祖传的地契！看看，还有县太爷的朱砂印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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