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城关济仁堂药铺里,傅鉴飞正用听诊器给前来看病的富商陈掌柜听心肺。今天他似乎有点心不焉。他不时想到了今早从广州寄来的那本《汀雷》杂志。
“傅先生,您这脉诊得够久的啊!”陈掌柜不满地抽回手腕,“我这心口闷,怕不是中了邪?听说最近城里来了几个‘赤党分子’,是不是他们做法害人哩!”
傅鉴飞不动声色地收起听诊器:“陈掌柜这是劳神过度,我开副安神的方子便是。”待送走这位“体面人”,他才从柜台暗格摸出那本杂志。封面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红字被晨露浸得发软,内页却密密麻麻印着北伐军的捷报、农民抗租的新闻,还有篇《论工农的力量》的文章,写着“中国四万万同胞,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是那些弯着腰种地的、流着汗做工的”。
“这道理,咱武所的老百姓有几能懂?”傅鉴飞叹了口气,目光扫过药铺后堂堆着的草药包——最底下压着一沓没送出去的账单,全是穷苦人家赊的药钱,最长的已经欠了两年。
十月的风裹着桂香钻进明德学校的教室时,校长刘克范正站在讲台上讲《论语》。这位穿着藏青长衫、戴着圆片眼镜的中年男人,是武所城最有学问的人——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又去福州师范进修过,回乡后办了这所新式学堂,教孩子们识字、算术,还讲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刘克范刚讲完课,放下粉笔,想走到学生中聊聊。
“先生,广州来信了!”教室里一阵骚动。见校役老周气喘吁吁跑进来,手里举着一封信,“是修焕堂先生广州寄来的,说是托人带回来的!”
教室后排立刻挤过来几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为首的叫桂生,原来是傅鉴飞药铺的学徒,因算账快、人机灵,而且经历也丰富,只是旁听生。平时都被刘克范安排做事。还有铁匠铺老板的儿子铁柱,以及药铺小学徒泽生。刘克范拆开信,眉头渐渐皱起:“修先生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了半年,如今国共合作,共产党在组织工农闹革命……”
“革命?”铁柱瞪圆了眼睛,“就是像洪秀全那样造反?”
刘克范摇头:“不是造反,是要让咱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他压低声音,“信里还提到,有几位从广州、厦门回来的武平人,下月初要回县城活动。”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武所城。三天后,当修焕堂、李景森、钟磊三人背着行李出现在城关码头时,码头上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修焕堂穿着藏青中山装,眉眼间带着南方的温润;李景森身材高大,背着个鼓鼓囊囊的藤箱;钟磊最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手里攥着本翻旧的《新青年》。
“这是修家大少爷!”有人认了出来,“听说在广州跟着孙中山先生的部下做事哩!”
“还有李家二郎,听说在厦门念大学,学问大着呢!”
修焕堂微笑着拱手:“各位乡亲,我等此次回来,是想办几件实事——开夜校教百姓识字,办农会帮乡亲减租,再请个西医来给穷人看病。”他的目光扫过人群,最后落在人群边缘的刘克范身上,“刘校长,明德学校能否借间教室,让我们办个读书会?”
刘克范快步迎上去:“修少爷说哪里的话!学堂后院的空教室,随时能用!”
明德学校后院的空教室,很快成了武所城最热闹的地方。每到傍晚,十几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庄稼汉、布庄学徒、药铺伙计便挤在八仙桌旁,听修焕堂讲“什么是阶级”,李景森讲“北伐军打到哪里了”,钟磊则掏出《新青年》念那些激昂的文字。
“各位兄弟,”修焕堂指着黑板上画的图表,“咱们武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地主收租七成,是军阀抽捐抽税,是穷人没地种、没书读!”他顿了顿,“可你们知道么?在广州,农民自己组织了农会,把地主的田分给佃户;在汉口,工人成立了工会,和资本家谈判加薪!”
桂生坐在最前排,手里的铅笔在膝盖上画着圈。他是布庄的学徒,平日里最见不得东家刘克范的儿子刘富贵克扣工钱——上个月他替刘富贵跑腿买烟,多找了两文钱,反被骂“手脚不干净”。“先生,那咱武所也能办农会?”他举手问道。
修焕堂点头:“当然能!但得有人带头。”
教室后排突然传来一阵骚动。铁匠铺的铁柱扯了扯桂生的衣角:“你听说没?前儿个县警备队来搜查《曙汀》杂志,说是‘赤党刊物’!”他的声音压得极低,“我爹说,这些读书人怕是……”
话音未落,教室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穿黑制服的士兵闯进来:“谁是修焕堂?有人举报你们聚众闹事!”
修焕堂神色不变,缓缓站起身:“军爷,我们不过是教乡亲们识字读书。”他转向刘克范,“刘校长,您作证,这教室可是学校的地方?”
刘克范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道:“没错,这是明德学校的教室。修少爷他们办的是夜校,教百姓识字,为国储才。”他瞥了眼士兵腰间的驳壳枪,“军爷若不信,可去问县太爷——咱们武所城,总得有点开化的风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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