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城关济仁堂药铺里，傅鉴飞正用听诊器给前来看病的富商陈掌柜听心肺。今天他似乎有点心不焉。他不时想到了今早从广州寄来的那本《汀雷》杂志。
“傅先生，您这脉诊得够久的啊！”陈掌柜不满地抽回手腕，“我这心口闷，怕不是中了邪？听说最近城里来了几个‘赤党分子’，是不是他们做法害人哩！”
傅鉴飞不动声色地收起听诊器：“陈掌柜这是劳神过度，我开副安神的方子便是。”待送走这位“体面人”，他才从柜台暗格摸出那本杂志。封面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红字被晨露浸得发软，内页却密密麻麻印着北伐军的捷报、农民抗租的新闻，还有篇《论工农的力量》的文章，写着“中国四万万同胞，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是那些弯着腰种地的、流着汗做工的”。
“这道理，咱武所的老百姓有几能懂？”傅鉴飞叹了口气，目光扫过药铺后堂堆着的草药包——最底下压着一沓没送出去的账单，全是穷苦人家赊的药钱，最长的已经欠了两年。
十月的风裹着桂香钻进明德学校的教室时，校长刘克范正站在讲台上讲《论语》。这位穿着藏青长衫、戴着圆片眼镜的中年男人，是武所城最有学问的人——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又去福州师范进修过，回乡后办了这所新式学堂，教孩子们识字、算术，还讲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刘克范刚讲完课，放下粉笔，想走到学生中聊聊。
“先生，广州来信了！”教室里一阵骚动。见校役老周气喘吁吁跑进来，手里举着一封信，“是修焕堂先生广州寄来的，说是托人带回来的！”
教室后排立刻挤过来几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为首的叫桂生，原来是傅鉴飞药铺的学徒，因算账快、人机灵，而且经历也丰富，只是旁听生。平时都被刘克范安排做事。还有铁匠铺老板的儿子铁柱，以及药铺小学徒泽生。刘克范拆开信，眉头渐渐皱起：“修先生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了半年，如今国共合作，共产党在组织工农闹革命……”
“革命？”铁柱瞪圆了眼睛，“就是像洪秀全那样造反？”
刘克范摇头：“不是造反，是要让咱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他压低声音，“信里还提到，有几位从广州、厦门回来的武平人，下月初要回县城活动。”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武所城。三天后，当修焕堂、李景森、钟磊三人背着行李出现在城关码头时，码头上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修焕堂穿着藏青中山装，眉眼间带着南方的温润；李景森身材高大，背着个鼓鼓囊囊的藤箱；钟磊最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手里攥着本翻旧的《新青年》。
“这是修家大少爷！”有人认了出来，“听说在广州跟着孙中山先生的部下做事哩！”
“还有李家二郎，听说在厦门念大学，学问大着呢！”
修焕堂微笑着拱手：“各位乡亲，我等此次回来，是想办几件实事——开夜校教百姓识字，办农会帮乡亲减租，再请个西医来给穷人看病。”他的目光扫过人群，最后落在人群边缘的刘克范身上，“刘校长，明德学校能否借间教室，让我们办个读书会？”
刘克范快步迎上去：“修少爷说哪里的话！学堂后院的空教室，随时能用！”
明德学校后院的空教室，很快成了武所城最热闹的地方。每到傍晚，十几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庄稼汉、布庄学徒、药铺伙计便挤在八仙桌旁，听修焕堂讲“什么是阶级”，李景森讲“北伐军打到哪里了”，钟磊则掏出《新青年》念那些激昂的文字。
“各位兄弟，”修焕堂指着黑板上画的图表，“咱们武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地主收租七成，是军阀抽捐抽税，是穷人没地种、没书读！”他顿了顿，“可你们知道么？在广州，农民自己组织了农会，把地主的田分给佃户；在汉口，工人成立了工会，和资本家谈判加薪！”
桂生坐在最前排，手里的铅笔在膝盖上画着圈。他是布庄的学徒，平日里最见不得东家刘克范的儿子刘富贵克扣工钱——上个月他替刘富贵跑腿买烟，多找了两文钱，反被骂“手脚不干净”。“先生，那咱武所也能办农会？”他举手问道。
修焕堂点头：“当然能！但得有人带头。”
教室后排突然传来一阵骚动。铁匠铺的铁柱扯了扯桂生的衣角：“你听说没？前儿个县警备队来搜查《曙汀》杂志，说是‘赤党刊物’！”他的声音压得极低，“我爹说，这些读书人怕是……”
话音未落，教室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穿黑制服的士兵闯进来：“谁是修焕堂？有人举报你们聚众闹事！”
修焕堂神色不变，缓缓站起身：“军爷，我们不过是教乡亲们识字读书。”他转向刘克范，“刘校长，您作证，这教室可是学校的地方？”
刘克范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道：“没错，这是明德学校的教室。修少爷他们办的是夜校，教百姓识字，为国储才。”他瞥了眼士兵腰间的驳壳枪，“军爷若不信，可去问县太爷——咱们武所城，总得有点开化的风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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