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海的案子，三个月后开庭。
区法院小礼堂临时改成了审判庭。旁听席上坐满了人，九十五号院能走动的住户都来了，李大山、王师傅、韩大柱坐在第一排，孙建国带着弟弟坐在靠后的位置。
易中海被法警押上来时，穿着灰色囚服，剃了光头，整个人瘦了一圈。他低着头，没看旁听席。
审判长敲了敲法槌。
“现在开庭。被告人易中海，公诉人指控你自1961年至1963年，利用担任街道联络员的职务便利，长期组织、强迫南锣鼓巷九十五号院住户捐款，三年累计金额四百八十七元六角。其中1961年为国家困难时期，你仍不停止逼捐行为，导致多户家庭生活困难，一人被迫搬离。此外，你指使他人威胁、殴打不愿捐款的住户，涉嫌教唆伤害。以上事实，你是否承认？”
易中海抬起头，声音沙哑:“我承认组织捐款，但都是为了帮助困难户……”
“回答是否承认指控事实。”审判长打断他。
“……承认。”
公诉人站起来，开始宣读起诉书。一桩桩，一件件，时间、地点、金额、证人证言，清清楚楚。
“1961年3月5日，强迫全院捐款18元7角，用于贾家。当时正值粮食紧缺时期，多名住户证言表示，自家粮食定量不足，孩子饿得哭，但仍被迫捐款。”
“1961年8月，以学费补助为名，强迫捐款15元。前院住户李大山证言:当时家里四个孩子，学费都凑不齐，还得捐钱。”
“1962年5月，住户张某不愿捐款，你指使何雨柱对其进行推搡、威胁，致张某产生恐惧，被迫捐款后搬离。”
……
公诉人念了整整二十分钟。
旁听席上，李大山握紧了拳头，王师傅眼睛红了，韩大柱低下头抹眼泪。
这些事，他们亲身经历过。现在在法庭上被一件件列出来，才知道有多触目惊心。
易中海始终低着头。
辩护律师是街道指派的，说了几句初衷是好的，方法不当之类的套话，但在铁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最后陈述时，易中海终于抬起头。
“我…我认罪。”他说，“我错了。我不该逼大家捐钱，更不该默许傻柱打人。我接受任何处罚。”
审判休庭半小时。
再开庭时，审判长直接宣判。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易中海长期利用职务之便，强迫群众捐款，特别是在国家困难时期仍不停止，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教唆伤害罪。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且部分赃款已退赔，依法从轻处罚。判决如下:”
全场寂静。
“被告人易中海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教唆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
法槌落下。
易中海身体晃了晃，被法警扶住。
六年。
他今年四十八，出来就五十四了。一个被阉了的废人，在监狱里待六年……
旁听席上，李大山长出一口气，王师傅擦了擦眼睛，韩大柱喃喃自语:“判了…终于判了…”
孙建国坐在后面，表情平静。
六年，够了。
以易中海现在的身体状况，在监狱里能不能活六年都难说。
退庭后，易中海被押上囚车。车开走前，他透过铁窗看了孙建国一眼，眼神复杂。
孙建国回看着他，直到囚车消失在街角。
“哥，判了六年。”孙建军说。
“嗯。”孙建国转身，“回家。”
王主任和派出所长老陈的案子，是另一条线。
区纪委的调查比想象的深入。本来只是想处理九十五号院的事，结果一查，牵出了一串。
王主任在街道工作十几年，经手的住房分配、困难补助、招工名额不少。调查组顺藤摸瓜，发现她在这些事上，没少收好处。
有住户为了分到好一点的房子，给她送过烟酒。有家长为了孩子能进街道工厂，给她送过点心票、布票。还有更直接的，直接塞钱。
数额不大，一次五块十块，但次数多，加起来也不少了。
更关键的是，这些事都有人证物证。调查组走访了几十户，翻遍了街道的档案，一笔笔对账，最后列出了一张清单:三年间，王主任共收受各类好处折合人民币二百八十七元。
这个数字一出来，区委领导拍了桌子。
“二百八十七！一个街道主任，三年贪了二百八十七！这还是查出来的，没查出来的呢？”
老陈的问题更严重。
派出所有个小金库，平时收的罚款、没收的赃物变卖款，都放在里面。按规定，这些钱要上交财政，或者用于办案经费。但老陈当了七年所长，小金库的钱，他没少动。
买车票、吃饭、买烟……都从小金库出。他自己也借过几次钱，说是急用，但从来没还过。
调查组查账时，发现小金库的账目一塌糊涂。收入不清，支出不明，缺了一千多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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