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带头减租的开明士绅被聘为县政府参事和教育局委员，并享受三年免收地方商业附加税的优待。
第二块是普通的中小地主。他们的田产不多不少，心里不太情愿但也怕陈墨的枪。
陈墨没有逼他们，只是让县府派人挨个上门做工作，讲清减租对稳定农村和防止暴乱的现实作用，同时承诺只要按期足额减租，地方治安和水利设施都会优先向他们的田亩倾斜。大部分中间地主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服从。
第三块是那些民愤极大的顽固恶绅。
陈墨直接下令搜集证据——高利贷逼死人命、天灾年间照旧强收重租、勾结土匪欺男霸女。
凡有确凿证据的，没收田产并移交临时法庭审理，罪大恶极者当场枪毙。
大地上主的粮仓在收缴后部分用于充抵军粮，部分直接开仓分给饥荒区农民。
与此同时，陈墨命令各县和乡镇建立农民协会，职能包括监督各村的减租执行情况、调解主佃之间的常规纠纷、推广新粮种和统筹小型水利修缮工程。
数万精兵被轮换分派到各地乡镇巡逻，既是为了防止反弹，也是为了在这些屯驻过程中实际了解基层的情况——每一支巡逻队伍带回驻地的汇报表里，都详细记录了当地农民对新政策的真实反馈。
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江浙两省的粮食分配结构发生了看得见的变化。农民手头有了余粮，城里的布匹、盐巴和农具成交量也开始攀升。
稳住了吃饭问题之后，陈墨将目光投向了更深层的社会改造。他的办公桌上多了三个厚厚的文件夹，分别标注着教育、医疗、基建。
幕僚班子被分成了三个专班，由他亲自主持统筹推进。
教育方面成立了江浙沪教育总署，由开明士绅、留洋归国的教育界学者、以及当地学界有声望的宿儒共同执掌，不另设专职官僚机构。
陈墨定下了明确的时间表，要在三年内确保每乡至少有一所公立初等小学，每县至少有一所公立高级小学和一所公立中学。
在上海、金陵、杭州等大城市设立省立重点中学，内设普通班、实业班和师范班；依托兵工厂和纱厂开办工业学堂，学生毕业后直接分配到车间担任初级技术员。
依托推广良种的农场网开办农业学堂，专门培养懂得良种培育和水利耕种技术的乡村农技员。
师范学堂则专门培养乡村小学教师——教师不够用就先开速成师范班，从受过基本教育的青年中挑选合适人选集中培训半年之后分赴各乡小学任教。
医疗方面搭建了三级医疗网络：县级公立医院、乡级医疗所、市级中心医院同时建设。
在上海和金陵两地开办医护速成学堂，招收具备基本读写能力的男女青年，培训半年之后分配到乡级医疗所从事基础诊疗和公共卫生工作。
同时高薪从上海和海外聘请有资历的医师坐诊市县级医院，对乡村郎中实行从业资格考试，取缔无照庸医和虚假药贩。
防疫宣传队下乡给农民普及新法接生、饮水卫生和传染病隔离的基本常识，宣传单上画着简单易懂的图示，连不识字的老人也能看明白。
基建方面成立交通运输局，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德国工程公司聘请了几名有经验的土木工程师担任技术顾问。
首期目标是打通江浙沪主要水陆交通命脉：修建从上海经苏州到无锡再到金陵的省际公路，修缮宁杭公路和沪杭甬铁路沿线新补充车站，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沿线疏浚河道、修建简易码头。
各个乡镇同步推进土路铺石工程，确保晴雨两季人员和物资都能通行。
三大工程同时上马，对财政的压力前所未有。
陈墨用实业盈利和上海关税做基本盘，号召开明士绅富商捐款，并将从东瀛银行和顽固劣绅手中收缴的部分黄金白银也分批投了进去。
人才短缺的问题则用三管齐下的方式解决：一是以高薪从外地和海外挖来有经验的工程师、医师和教师；二是大规模开办速成培训班就地培养初级人才；三是允许各县在不降低标准的前提下按自身节奏分批次推进，不搞一刀切。
到1921年年底，各项工程陆续见到成效。
第一批乡级初小在太湖流域的几个县率先开学，教室里摆上了从上海采购的新式课桌椅和黑板。
第一批乡级医疗所在杭州湾沿岸的几个产粮大乡开始接诊，农民们第一次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受过正规训练的西医。
宁杭公路的第一段路面完成了碎石铺设，几位德国工程师站在压路机旁对着图纸讨论来年春汛前要抢修完的那几座桥涵。
整个江浙沪在经历了一整年的剧变之后，从最初的惊疑不定变成了如今欣欣向荣的热烈。
在文教卫生和基础建设全面铺开的同时，陈墨并没有放松对军队的建设。
早在拿下浙省之后他便成立了江浙陆军讲武堂，专门培养连级以上的军官和参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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