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推理创作。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
户部的档案库里，终年弥漫着陈年纸页与墨锭混合的气味，又夹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霉潮。时值仲夏，外头烈日炎炎，这深入堂奥的库房却阴冷如秋。林念桑独自坐在一张宽大的梨木案前，四周堆叠的账册几乎要将他淹没。案角一盏铜制油灯，灯芯捻得极细，昏黄的光晕只勉强照亮他面前摊开的一册泛黄账本，以及他手边那架乌木算盘。
这是他在户部清吏司任职的第三个月。自从以进士及第之身被分派至此，他便主动请缨，负责核校近十年漕运银两的收支账目。漕运乃朝廷命脉，南粮北调，银钱流转如江河奔腾，其间账目之繁复，牵扯之广泛，非亲身经历难以想象。同僚们或视此为苦差，避之唯恐不及，或早已深谙其中“规矩”，眼开眼闭。唯林念桑，这个来自江南、面容犹带几分少年清俊气息的年轻官员，一头扎进了这故纸堆中，仿佛里面藏着无穷珍宝。
他已连续七晚未曾归家，只在库房角落一张窄榻上合衣歇息两三个时辰。眼底泛着淡淡的青黑，原本整洁的官袍袖口，也沾染了不易洗去的墨迹与尘灰。但他的一双眼睛，在灯火映照下，却亮得惊人，如同暗夜中执着寻觅方向的星子。
手指在算盘上飞舞，噼啪之声在寂静的库房中格外清脆，规律而绵密，像是某种独特的语言，与账册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对话。这声音，是他这些时日最亲密的伴侣。它掩盖了夜深人静时内心的孤寂与疲惫，也压下了偶尔泛起的、对官场沉浮莫测的一丝茫然。
今夜，他核对的正是承平九年至十二年，江苏段漕粮折银的专项账目。漕粮抵京，往往因仓储、损耗、市价等因素，部分折征银两，这本是常例。但这一册账目，初看条目清晰，银两数目、折换比率、解送日期、经手官吏签押，似乎一应俱全，天衣无缝。
算珠碰撞声忽然停顿。
林念桑的指尖悬在一行数字上方。那是承平十一年秋，一批计五万石漕粮的折银记录。按照当时户部核定的折价，应兑银三万七千五百两。账面上，这个数字分毫不差。但他前夜核对漕粮原始入仓记录时，隐约记得同期类似品质、数量的漕粮，在临近州府的折价略有差异。差异极小，不过每石几分银子，对于动辄数万石的总量而言，似乎不足为奇，也可能是地域市价微调所致。
然而，林念桑心中那根自幼被母亲阿桑以佛经、桑麻、诗书陶冶出的、对于“纯净”与“真实”近乎执拗的弦，被轻轻拨动了。母亲曾说：“桑叶沾了泥，蚕吃了要生病；账目蒙了尘，人心便要生诡。”这“尘”，往往就藏在那些看似合理、微不足道的差异里。
他放下这册账，起身走到另一排高耸的木架前，费力搬下承平十年、十二年，乃至相邻安徽、浙江同期同类的漕运折银账册。厚重的册子在他案头又堆起一座小山。他重新拨动算盘，不再只看总数，而是将每一批折银细目，按照粮食品质、折换时令、解送地域，重新归类核算、横向比对。
噼啪……噼啪……噼啪……
算盘声变得更加细碎而急促。时间在指尖与珠算间悄然流逝，窗外巡更的梆子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响了两次。油灯添了又添。他的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不是因炎热，而是因精神极度专注与心中逐渐清晰的疑窦。
果然，不仅仅是那一条记录。承平九年至十二年，江苏漕运折银账目中，存在一种极为隐蔽的“浮动”。这种浮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呈现出一种规律：凡涉及一位名叫“褚良”的督粮道官员签押核准的折银项，其折换比率，总比同期其他官员经手、或邻近省份类似情况的比率，微微上浮些许。上浮的幅度控制得极好，单次看，完全在“合理市价波动”范围之内，若非将数年数据拉通，在不同维度反复交叉验算，根本无从察觉。
就是这每石几分银子的微妙上浮，四年间，涉及近三十批次折银，累积起来……
林念桑深吸一口气，手指有些发颤，但依旧稳定地拨完了最后一组算珠。他取过一张素笺，提笔蘸墨，写下那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超额折银，累计八万六千四百余两。
八万多两白银！这绝非“合理波动”可以解释。这更像是一只精心设计、耐心极好的蠹虫，趴在朝廷漕运的大动脉上，每次只吮吸微不足道的一小口，经年累月，竟已窃走如此巨额的财富。而这笔超额折银的去向，在账面上毫无痕迹，仿佛从未存在过。它们消失在层层签押、合规报表之后，化为了不知何人囊中的私产。
愤怒，如同冰凉的潮水，瞬间漫过林念桑的心头。他想起了运河上那些衣衫褴褛、在烈日寒风中日复一日拉纤运粮的民夫；想起了江南水乡，农人为了凑足漕粮，有时不得不贱卖新谷乃至举债；想起了朝廷拨款兴修水利、赈济灾荒时，户部堂官那捉襟见肘、左右为难的叹息。这八万多两，可以修筑多少里巩固的河堤？可以购买多少石救命的粮食？可以免除多少户穷苦人家一年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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