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把教案放在讲台上时，晨光刚好透过阶梯教室的玻璃窗，在黑板上投下一道斜长的光斑。他抬手看了眼手表——上午八点十五分，离上课还有十五分钟，教室里已经坐了大半学生，前排几个熟悉的面孔正低头预习《传播学概论》的课本，铅笔在书页边缘画着密密麻麻的批注。
“林老师早！”坐在第一排的女生抬起头，手里举着一本泛黄的参考书，“昨天您推荐的《童年的消逝》，我看到第三章了，里面说‘电视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形态’，是不是和今天要讲的‘媒介环境学派’有关？”
林夏笑着点头，接过书翻了两页——书页间夹着彩色便利贴，上面写满了女生的阅读疑问。“对，待会儿会重点讲媒介环境学派对技术与文化的看法，你可以带着这个疑问听，咱们课堂上再讨论。”他把书还给女生，转身走向黑板，用白色粉笔写下今天的授课主题：“媒介技术与社会变迁——以互联网为例”。粉笔划过黑板的“吱呀”声，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
这是林夏在这所大学任教的第八年。从刚入职时对着空荡教室反复练习试讲，到现在能准确记住每个常来提问的学生名字，他早已习惯了讲台前的节奏——每节课前提前十分钟到教室，解答学生的疑问；讲课时会刻意放慢语速，在重点内容后停顿几秒，给学生留出记笔记的时间；下课前五分钟一定会留出让学生自由提问的环节，哪怕有时候会因此拖堂，他也从不敷衍。
八点半，上课铃准时响起。林夏打开PPT，屏幕上跳出一张老照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街头，人们围着一台电视机看新闻，眼神里满是专注。“大家看这张照片，”他指着屏幕，“那时候电视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一个家庭往往只有一台电视，全家人围着看，信息传播是‘中心化’的；而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无数个信息渠道，刷短视频、看公众号、用社交软件，信息传播变成了‘去中心化’的网状结构。这种变化，就是今天要讲的核心——媒介技术如何重塑我们的社会生活。”
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笔记本的沙沙声。林夏走下讲台，在学生中间慢慢踱步，目光扫过每个人的笔记本——有的学生用思维导图梳理知识点，有的在PPT截图旁补充自己的思考，还有的在空白处画着可爱的小图标，标注“重点”“疑问”。走到后排时，他发现一个男生趴在桌上睡觉，身上盖着厚厚的外套。林夏没有叫醒他，只是轻轻把男生桌角的水杯往里面推了推，避免被碰倒。
下课后，林夏刚收拾好教案，那个睡觉的男生就快步追了上来，脸上带着歉意：“林老师，对不起，我昨天帮导师赶项目报告，熬到凌晨四点，不小心在您课上睡着了。”
“没事，”林夏拍了拍他的肩膀，“但下次要是实在困，可以先回宿舍休息，课程录像我会发在学习通上，你补看的时候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来找我。”他从包里掏出一张便签，写下自己的办公室地址和联系方式，“我每周二下午和周四上午在办公室，你也可以带着项目报告来，咱们聊聊你遇到的问题，说不定能给你点思路。”
男生接过便签，眼眶有点红：“谢谢林老师，我一定会补看课程录像，也会尽快找您请教。”
回到办公室时，桌上已经堆了一摞学生的课程论文。林夏坐下，先给自己泡了杯热茶，然后拿起第一份论文，标题是《短视频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他掏出红色钢笔，逐字逐句地阅读，遇到观点新颖的地方，就在旁边画个五角星；发现逻辑漏洞时，用铅笔轻轻标注“此处可补充案例支撑”；看到错别字，就圈出来，在页边空白处写下正确的用法。
批改到第三份论文时，林夏皱起了眉头——这篇论文的观点和去年一位学生的论文高度相似，甚至有些段落的表述都几乎一样。他打开电脑，调出去年的论文存档，对比后发现，确实存在抄袭现象。林夏没有立刻给学生打“不及格”，而是在论文上写下“请于周三下午来办公室找我，我们需要沟通论文写作的问题”，然后继续批改其他论文。
下午两点，林夏准时去参加系里的教学研讨会。会上，系主任提到要调整下学期的课程设置，增加“新媒体运营实践”“跨文化传播”等实用性课程。老师们讨论得很热烈，有的老师担心实践课程缺乏场地和设备，有的老师建议邀请行业内的专家来做讲座。
“我觉得可以和本地的传媒公司合作，”林夏提出建议，“让学生去公司实习，参与实际项目，把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我之前认识一家传媒公司的总监，他们愿意接收我们的学生实习，还能派资深员工来学校做实践指导。”
系主任点点头：“这个提议很好，林老师，那就麻烦你跟进一下合作的事，咱们争取下学期就能把实践课程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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