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崔培昭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同学借他的笔记，他二话不说就给；室友忘记带钥匙，他哪怕在图书馆复习，也会跑回来开门；女生找他帮忙搬书，他脸都红到了脖子根，却还是乐呵呵地帮忙。他是家乡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临走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他，继父把攒了很久的500块钱塞给他，哽咽着说：“娃，到了北京好好读书，别给家里丢脸。”崔培昭攥着那500块钱，在火车上哭了一路。
他知道，这500块钱，是继父在工地上搬了一个月的砖换来的。
到了北大以后，崔培昭更是把“勤奋”两个字刻在了骨子里。每天早上6点，他准时起床去操场背单词；晚上图书馆闭馆，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宿舍；周末别人去逛街、看电影，他要么去打工赚生活费，要么在宿舍复习功课。第一次期末考试，崔培昭就考了全班第一，拿到了一等奖学金。他把奖学金寄回家里，给母亲买了一件新棉袄，给继父买了一双劳保鞋，给弟妹买了新文具。母亲打电话来，声音哽咽着说：“娃，你自己在外面也要吃好点，别太省了。”崔培昭笑着说：“妈，我在学校吃得好着呢，您放心。”挂了电话，他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就着咸菜吃了起来，那是他的午餐。
安然看着崔培昭拿奖学金，心里先是替他高兴，可渐渐地，就生出了一丝不平衡。安然从小就是尖子生，在北京四中的时候，他从来都是年级前几名，老师捧着，同学敬着。可到了北大，人才济济，他的优势一下子就没了。统计学他不如崔培昭，流行病学他不如林浩，甚至连选修课的论文，老师都表扬了崔培昭的观点新颖。更让他难受的是，崔培昭的人缘越来越好，尤其是女生，总爱找他问问题。
崔培昭性格温和，又有点害羞，见了女生说话都脸红，可偏偏就有女生喜欢他这股子憨厚劲儿。有一次，班里的女生组织去颐和园玩，特意拉上了崔培昭。一路上，女生们围着他问东问西，有的问学习方法，有的问河南的风土人情，崔培昭虽然脸红，却都耐心地一一回答。安然也想去凑热闹，可他刚走过去，女生们就像没看见他一样，纷纷找借口散开了。有个女生甚至小声对同伴说：“他有肝炎，离他远点。”这句话像一根针，狠狠扎进了安然的心里。
他站在原地，看着崔培昭被女生们围着，笑得一脸灿烂，耳边是她们银铃般的笑声，心里的嫉妒像野草一样疯长。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想起自己在北京四中，身边从不缺朋友；想起自己得了肝炎以后，同学们躲闪的目光和背后的议论。他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崔培昭来自农村，却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为什么自己是北京人，成绩也不差，却要被孤立；为什么老天爷要让他得肝炎，要这么对他。
崔培昭转过头，看见安然站在那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两团燃烧的火焰，吓了一跳。他赶紧走过去，小心翼翼地问：“安然，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安然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说完，转身就走，留下崔培昭站在原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真正让安然彻底爆发的，是崔培昭的生日。2003年10月28日，那天是崔培昭的20岁生日。班委会代表全班同学，给崔培昭送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培昭，你善良、勤奋、真诚，你的优点多的说也说不完。希望你在北大的每一天都开心，祝你生日快乐！”全班31个同学，都在贺卡上签了名。
安然是在崔培昭的书桌上看到这张贺卡的。那天他回宿舍拿东西，崔培昭不在，贺卡就放在书桌的显眼位置。安然拿起贺卡，手指划过那些熟悉的签名，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想起自己19岁生日的时候，宿舍里没有一个人记得，他自己买了一个小蛋糕，躲在被子里吃，眼泪混着奶油的甜味，格外苦涩。他把贺卡扔回桌上，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他觉得，崔培昭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关注，抢走了他的朋友，甚至抢走了他在这个班级里的位置。
从那天起，安然对崔培昭的态度彻底变了。以前他还会和崔培昭说几句话，现在却连眼神都懒得和他交汇。他开始故意刁难崔培昭：崔培昭放在书桌上的书，他会“不小心”碰到地上；崔培昭晾在阳台的衣服，他会“不小心”弄掉；崔培昭的暖瓶放在门口，他走路的时候会故意撞一下，让热水洒出来。崔培昭知道他心情不好，一直忍着，没和他计较，可安然却越来越得寸进尺。
安然的卫生习惯也越来越差。他的书桌上堆满了零食袋和脏衣服，被子从来不叠，像一团乱麻；垃圾随便扔在地上，直到堆成小山才肯倒掉；宿舍里的公共区域，他从来都不打扫，每次轮到他值日，他就找借口躲出去。学校每个月都会检查卫生，检查结果会纳入学期末的综合评分，直接关系到奖学金的评定。302宿舍因为安然，卫生评分每次都垫底，林浩和艾力气得直骂娘，崔培昭也皱起了眉头，他的文化课成绩一直是班里前五名，可因为卫生分低，一等奖学金总是和他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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