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崔培昭,还是像以前一样。他会在安然打水回来时,顺手帮他扶一下门;会在安然熬夜看书时,默默给他留一盏台灯;会在食堂遇见他时,端着餐盘坐在他对面,笑着说“今天的红烧肉不错,你多吃点”。有一次,林浩拉着崔培昭小声说:“你别老跟他待在一起,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崔培昭皱了皱眉,认真地说:“我们是学医的,都知道肝炎的传播途径,只要注意防护就没事。他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咱们不能这么对他。”
那天晚上,宿舍里只剩下安然和崔培昭两个人。安然坐在书桌前,假装看电脑,屏幕上的内容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崔培昭泡了两杯热茶,把其中一杯推到他面前:“安然,我知道你心里有事。你别担心,肝炎不是绝症,好好治疗就能控制住。我们都是同学,不会因为这个就疏远你的。”
安然的肩膀猛地一颤,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转过头,看着崔培昭真诚的眼睛,喉咙哽咽着说不出话。长久以来的委屈和恐惧,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出口。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的这个病……我怕你们嫌弃我,怕我妈担心……”
“我理解。”崔培昭打断他,语气很轻,却带着力量,“我7个月大的时候,我亲爸就没了。我妈带着我改嫁,继父虽然对我好,可我总觉得少点什么。小时候看见别的孩子有爸爸接放学,我就躲在墙角哭。”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所以我知道,心里藏着事的滋味不好受。以后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那天晚上,两个同样没有亲生父亲的男生,聊了很久。安然说起自己7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怎么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崔培昭说起自己5岁就跟着继父下田,10岁就包揽了家里的家务,给劳累的继父洗脚按摩。他们聊学习上的难题,聊对未来的憧憬,聊宿舍里的趣事。安然发现,崔培昭虽然来自农村,却比他沉稳得多;崔培昭也觉得,安然看似开朗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敏感脆弱的心。
从那以后,安然和崔培昭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去图书馆自习,崔培昭帮安然补他不擅长的统计学,安然给崔培昭讲北京的历史典故;他们一起去水房打水,崔培昭帮安然提重的暖瓶,安然帮崔培昭占食堂的位置;他们甚至一起逃过一次选修课,躲在宿舍里吃泡面,看老电影。班级里的同学见他们走得近,虽然觉得奇怪,却也没人多说什么,毕竟,在这个尖子生云集的地方,有人愿意和安然亲近,已经是件难得的事了。
可这份友谊,从一开始就埋着隐患。安然和崔培昭虽然有着相似的身世,性格却截然不同。安然是被母亲宠大的,母亲总觉得亏欠他,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哪怕是天上的星星,也会想办法给他摘下来。不到5岁的时候,安然说要学书法,母亲立刻给他报了最贵的兴趣班,买了最好的文房四宝;他说要学钢琴,母亲咬咬牙,花了半年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架二手钢琴。别的孩子练书法最多坚持40分钟,安然却能坐在那里练一两个小时,不是因为有毅力,而是因为他认定的事,就必须做到,哪怕哭着也要完成。
有一次,母子俩在家看电视,正好赶上奥运会颁奖,国歌响起的时候,安然突然“腾”地站起来,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奏国歌了,快起立!”母亲愣了一下,笑着说:“傻儿子,家里不用这么讲究,只有在正式场合才用起立。”安然却急了,小脸涨得通红:“老师说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奏国歌都得起立!老师说的就是对的!”他拽着母亲的胳膊不撒手,非要让她站起来不可。母亲拗不过他,只好无奈地站起身,看着儿子站得笔直的小身影,眼里满是宠溺和无奈。
上了初中以后,安然的脾气越来越倔,还特别爱钻牛角尖。他认定的道理,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谁要是反驳他,他就会大发脾气,摔东西、砸墙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甚至会和同学打架。有一次,他因为同桌借了他的钢笔没还,和同桌在教室里大打出手,把同桌的鼻子都打破了。老师找母亲谈话,语气沉重地说:“安然这孩子有点不一样,他的情绪控制能力太差了,你最好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
母亲那时候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觉得是孩子青春期叛逆,笑着打圆场:“他就是脾气急,长大了就好了。”直到1999年,安然因为和老师顶嘴,被学校记了警告处分,母亲才慌了神,带着他去了北京第六医院,那是北京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医生诊断安然有轻微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情绪不稳定,需要长期治疗。母亲陪着他做了两年的心理治疗,安然的情况好了一些,可随着高考临近,学业越来越重,治疗也不得不中断了。
而崔培昭,却活成了安然的反面。他来自河南农村,家里条件不好,母亲是小学老师,继父在工地上打工,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崔培昭从小就知道生活的不易,5岁就跟着大人下田拔草,7岁就会做饭洗衣,10岁的时候,就把家里的家务全包了。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崔培昭一边照顾母亲,一边给弟妹做饭,还要兼顾学习,期末考试居然还考了全班第一。继父常说:“培昭这孩子,比大人还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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