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崔培昭，还是像以前一样。他会在安然打水回来时，顺手帮他扶一下门；会在安然熬夜看书时，默默给他留一盏台灯；会在食堂遇见他时，端着餐盘坐在他对面，笑着说“今天的红烧肉不错，你多吃点”。有一次，林浩拉着崔培昭小声说：“你别老跟他待在一起，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崔培昭皱了皱眉，认真地说：“我们是学医的，都知道肝炎的传播途径，只要注意防护就没事。他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咱们不能这么对他。”
那天晚上，宿舍里只剩下安然和崔培昭两个人。安然坐在书桌前，假装看电脑，屏幕上的内容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崔培昭泡了两杯热茶，把其中一杯推到他面前：“安然，我知道你心里有事。你别担心，肝炎不是绝症，好好治疗就能控制住。我们都是同学，不会因为这个就疏远你的。”
安然的肩膀猛地一颤，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转过头，看着崔培昭真诚的眼睛，喉咙哽咽着说不出话。长久以来的委屈和恐惧，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出口。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的这个病……我怕你们嫌弃我，怕我妈担心……”
“我理解。”崔培昭打断他，语气很轻，却带着力量，“我7个月大的时候，我亲爸就没了。我妈带着我改嫁，继父虽然对我好，可我总觉得少点什么。小时候看见别的孩子有爸爸接放学，我就躲在墙角哭。”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所以我知道，心里藏着事的滋味不好受。以后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那天晚上，两个同样没有亲生父亲的男生，聊了很久。安然说起自己7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怎么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崔培昭说起自己5岁就跟着继父下田，10岁就包揽了家里的家务，给劳累的继父洗脚按摩。他们聊学习上的难题，聊对未来的憧憬，聊宿舍里的趣事。安然发现，崔培昭虽然来自农村，却比他沉稳得多；崔培昭也觉得，安然看似开朗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敏感脆弱的心。
从那以后，安然和崔培昭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去图书馆自习，崔培昭帮安然补他不擅长的统计学，安然给崔培昭讲北京的历史典故；他们一起去水房打水，崔培昭帮安然提重的暖瓶，安然帮崔培昭占食堂的位置；他们甚至一起逃过一次选修课，躲在宿舍里吃泡面，看老电影。班级里的同学见他们走得近，虽然觉得奇怪，却也没人多说什么，毕竟，在这个尖子生云集的地方，有人愿意和安然亲近，已经是件难得的事了。
可这份友谊，从一开始就埋着隐患。安然和崔培昭虽然有着相似的身世，性格却截然不同。安然是被母亲宠大的，母亲总觉得亏欠他，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哪怕是天上的星星，也会想办法给他摘下来。不到5岁的时候，安然说要学书法，母亲立刻给他报了最贵的兴趣班，买了最好的文房四宝；他说要学钢琴，母亲咬咬牙，花了半年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架二手钢琴。别的孩子练书法最多坚持40分钟，安然却能坐在那里练一两个小时，不是因为有毅力，而是因为他认定的事，就必须做到，哪怕哭着也要完成。
有一次，母子俩在家看电视，正好赶上奥运会颁奖，国歌响起的时候，安然突然“腾”地站起来，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奏国歌了，快起立！”母亲愣了一下，笑着说：“傻儿子，家里不用这么讲究，只有在正式场合才用起立。”安然却急了，小脸涨得通红：“老师说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奏国歌都得起立！老师说的就是对的！”他拽着母亲的胳膊不撒手，非要让她站起来不可。母亲拗不过他，只好无奈地站起身，看着儿子站得笔直的小身影，眼里满是宠溺和无奈。
上了初中以后，安然的脾气越来越倔，还特别爱钻牛角尖。他认定的道理，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谁要是反驳他，他就会大发脾气，摔东西、砸墙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甚至会和同学打架。有一次，他因为同桌借了他的钢笔没还，和同桌在教室里大打出手，把同桌的鼻子都打破了。老师找母亲谈话，语气沉重地说：“安然这孩子有点不一样，他的情绪控制能力太差了，你最好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
母亲那时候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觉得是孩子青春期叛逆，笑着打圆场：“他就是脾气急，长大了就好了。”直到1999年，安然因为和老师顶嘴，被学校记了警告处分，母亲才慌了神，带着他去了北京第六医院，那是北京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医生诊断安然有轻微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情绪不稳定，需要长期治疗。母亲陪着他做了两年的心理治疗，安然的情况好了一些，可随着高考临近，学业越来越重，治疗也不得不中断了。
而崔培昭，却活成了安然的反面。他来自河南农村，家里条件不好，母亲是小学老师，继父在工地上打工，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崔培昭从小就知道生活的不易，5岁就跟着大人下田拔草，7岁就会做饭洗衣，10岁的时候，就把家里的家务全包了。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崔培昭一边照顾母亲，一边给弟妹做饭，还要兼顾学习，期末考试居然还考了全班第一。继父常说：“培昭这孩子，比大人还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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