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哈尔滨，11月的寒风已经带着冰碴子往人骨头缝里钻。太平区元华街那片老厂区，墙皮冻得往下掉渣，合成革厂的废弃院墙像个垂暮老人，早被岁月啃出了无数裂口。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几个穿着打补丁棉袄的孩子就蹲在院墙豁口旁弹玻璃球，那是附近孩子的乐园，院墙塌出的半米宽豁口，刚好容他们钻进钻出捉迷藏。
“哎，你看那啥？”一个梳着冲天辫的小男孩用冻红的手指着豁口内侧，那里突兀地放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粗麻绳勒得紧紧的，边角还渗着点发黑的污渍。几个孩子凑过去，你推我搡地想把麻袋拽出来，刚一使劲，麻袋口松了个缝，一股混杂着血腥和腐臭的味道瞬间飘了出来，呛得孩子们直捂鼻子。
“妈呀！”最先看见麻袋里东西的孩子尖叫着坐在地上，裤子湿了一片。路过的两个菜贩听见动静跑过来，其中一个胆大的掀开麻袋角，当场腿一软就瘫了，里面裹着的不是废品，是一截没有头颅和四肢的人体躯干，皮肤在寒风中泛着青白色，伤口处的血肉早已凝固发黑。
太平分局的警车鸣着警笛冲过来时，现场已经围了一圈人，警戒线外的议论声被寒风刮得七零八落。老刑警李建国蹲在地上，手套上沾着麻袋上的草屑，眉头拧成了疙瘩。“尸块切口整齐，应该是专业刀具所为，”他站起身搓了搓冻僵的脸，“查周边住户，查近期失踪人口，尤其是成年男性。”
可那时的刑侦手段远没有现在发达，没有监控，没有DNA比对，仅凭一截躯干，连死者身份都无法确认。走访了周边上百户人家，排查了十几个废品收购站，线索像断了线的风筝，飘着飘着就没了踪影。这起碎尸案，最终成了太平分局档案柜里一份盖着“悬案”印章的卷宗。
时间一晃就到了1991年1月，哈尔滨的冬天冷得能把唾沫冻成冰。市环卫局垃圾处理厂门口，一群捡破烂的人缩着脖子守在卸渣口，每当墨绿色的垃圾车轰隆停下，他们就像抢食的麻雀似的扑上去，用铁钩扒拉着成堆的垃圾，盼着能找出个废铁、空酒瓶换俩钱。
“王婶，你慢点抢！”有人笑着喊。被叫做王婶的妇女没应声，她的铁钩勾住了一团裹得紧实的破布，沉甸甸的。她咬着牙往后拽，布团一松，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咕噜噜”滚到脚边，沾了一身煤灰。王婶弯腰一捡，指尖触到的是冰凉滑腻的皮肤。
那是一颗女人的头颅，眼睛圆睁着，嘴角还挂着凝固的血迹。
“啊~！”凄厉的尖叫刺破了清晨的寂静。王婶连滚带爬地跑出去几十米，手里的铁钩扔在地上叮当作响。其他人围过来一看，瞬间作鸟兽散，胆大的几个哆哆嗦嗦地拨通了道里分局的电话。法医赶到后初步判定，死者是名中年女性，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天，但头颅与躯干的连接痕迹显示，尸块被处理过，其他部分至今下落不明。
这是短短一年多里，哈尔滨发生的第二起碎尸案。市局成立了专案组，李建国成了副组长，他把两起案件的卷宗摊在桌上，彻夜未眠。两起案件都用了麻袋或破布包裹尸块，都选择了人员混杂的地方抛尸，凶手的反侦察意识极强。可线索依旧渺茫，死者身份成谜，凶手如同藏在浓雾里的幽灵，让人抓不住踪迹。
三个月后的4月9号，春寒料峭，哈尔滨电工学院的宿舍楼前，水暖工范亚洲正带着两个徒弟疏通马葫芦。“这破玩意堵了三天了，学生们都有意见了。”范亚洲叼着烟，用长铁棍使劲往下捅，污水溅了他一裤腿。东北人管下水道井盖叫马葫芦，这词还是从日语音译过来的，当年日本人在东北盘踞时，把英文“my hole”（检查井）译成日语，后来就成了东北方言里的常用词。
“范师傅，水位下去了！”徒弟党贵和喊了一声。范亚洲凑过去一看，浑浊的污水里露出来一截惨白的东西，像是……人的大腿。他心里一咯噔，烟卷掉在地上，用脚碾灭：“别碰！快报警！”
警方赶到后，用专业工具把尸块捞上来，是一条女性的左腿，在大腿根部被整齐切断。法医检查时发现，死者的手指甲染着金黄色指甲油，脚指甲是黑色的，在1991年的哈尔滨，这可是相当前卫的打扮，只有经常泡舞厅的年轻女人才会这么做。可即便有了这个特征，排查工作依旧困难重重，舞厅里鱼龙混杂，流动人口太多，没人知道这个“时髦”的女人是谁。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李建国的办公室里，烟灰缸堆得像座小山。他盯着墙上的哈尔滨地图，三个抛尸点用红圈标着，分别在太平区、道里区和南岗区，凶手像是在故意挑衅警方，抛尸范围越来越广。
5月28号下午3点，农林二道街的马葫芦旁，市政工人刘斌正捂着鼻子抱怨：“这味儿比茅厕还冲！”他和同事周美英、尹延斌刚掀开井盖，一股恶臭就扑面而来。刘斌拿着手电筒往下照，借着光一看，差点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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