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呼和浩特，春寒料峭。东郊的垃圾场像一头巨大的灰色怪兽，吞噬着城市的废弃物，也藏着不为人知的罪恶。3月9号这天，天刚蒙蒙亮，刘满平就裹紧了打满补丁的棉袄，佝偻着腰钻进了这片恶臭熏天的废墟。他是郊区的农民，捡破烂是家里重要的生计来源，只要能换钱的塑料瓶、废铁、旧纸壳，在他眼里都是宝贝。
垃圾场里弥漫着腐臭与消毒水混合的味道，脚下的垃圾松软湿滑，稍不留意就会陷进去。刘满平拿着自制的铁钩，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翻找着。当他走到南侧一处相对偏僻的垃圾点时，铁钩突然勾到了一截软硬适中的东西，不像常见的废弃物。他心里一动，以为是别人丢弃的旧衣物，厚实点的旧衣服能拆了当抹布，也是笔小收入。
他蹲下身，用冻得通红的手指拨开表面的塑料袋和烂菜叶，越拨心越沉。那东西带着一种异样的质感，不是布料，反而像……皮肤。刘满平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他颤抖着扒开最后一层垃圾，眼前的景象让他“嗷”地一声瘫坐在地上。
那是一截人的小腿，穿着沾着污渍的毛裤，肤色在灰暗的垃圾场里显得格外惨白。
冷汗顺着刘满平的额头往下淌，他连滚带爬地冲出垃圾场，连捡来的半袋塑料瓶都扔在了原地。路边晨练的老人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连忙上前询问，听清原委后，赶紧帮他拨通了报警电话。电话里，刘满平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警察同志……东郊垃圾场……有死人！”
当天上午8点，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郊区分局的刑侦技术人员就带着勘查设备赶到了现场。蓝色的警戒带迅速将垃圾场南侧圈起，挡住了闻讯赶来的围观群众，也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冷风卷着沙尘吹过，侦查员们都裹紧了警服，却没人敢有丝毫松懈，在这样的现场，任何微小的痕迹都可能是揭开真相的钥匙。
法医老周蹲在尸体旁，小心翼翼地拨开覆盖在死者身上的垃圾。他戴着厚厚的乳胶手套，指尖的触感透过手套传来，每一次触碰都格外谨慎。“死者为女性，年龄在30岁左右，尸僵已经形成，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48到72小时之间。”老周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头部套着两层黑色塑料袋，袋口有轻微勒痕，颈部皮肤完整，没有扼颈痕迹。”
侦查员小李拿着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现场照片，快门声在寂静的垃圾场里格外突兀。他注意到死者的姿势很不自然：头朝东，脚朝西，仰卧在垃圾堆中，双手被一根透明的塑料绳反绑在背后，绳结打得很紧，边缘还残留着几根纤维。“周法医，你看这个绳结，像是专业捆绑的手法吗？”小李指着绳结问道。
老周凑过去仔细看了看，摇了摇头：“不像，更像是情急之下胡乱捆的，但力度很大，应该是男性所为。”他又翻了翻死者的衣物，上身是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花衬衫，领口敞开，里面没有穿内衣；下身是一条深蓝色毛裤，裤脚沾着泥点，脚上没有穿鞋。“你们注意她的妆容。”老周示意众人，“染着棕红色的头发，纹了挑眉，口红是正红色，指甲上还涂着剥落的蔻丹。”
刑侦支队副队长张建军皱起了眉头。他从警十几年，破过不少命案，对90年代呼和浩特的社会风气很了解。“这个打扮在现在不算什么，但在咱们这儿，普通上班族或者家庭妇女很少这么化妆。”他蹲下身，目光扫过死者的手指，“手指纤细，没有老茧，不像是干体力活的。”
“会不会是娱乐场所的从业人员？”年轻侦查员小王插话道，“我之前在红旗街走访过，那边歌厅的小姐很多都这么打扮。”
张建军点了点头：“有这个可能。通知下去，兵分两路，一路去全市各大宾馆、饭店、歌厅、舞厅摸排，重点查失踪的服务行业女性；另一路去户政部门调取近期失踪人口信息，尤其是符合这个年龄段和体貌特征的。”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把死者的特征整理出来，发协查通报，让各分局都动起来。”
现场勘查一直持续到中午，技术人员提取了捆绑死者的塑料绳、头部的塑料袋以及死者指甲缝里的微量残留物，装在证物袋里密封好。尸体被小心翼翼地抬上担架，盖上白布，送往殡仪馆进行进一步尸检。刘满平站在警戒带外，看着这一幕，脸色依然苍白，嘴里反复念叨着：“造孽啊，真是造孽啊……”
接下来的一个月，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民警们几乎跑遍了呼和浩特市所有的娱乐场所，发放了上千份协查通报，却始终没有找到与死者身份相符的失踪人口。歌厅、舞厅的老板和小姐们都很警惕，要么说不清楚，要么干脆闭门不见。张建军每天都泡在专案组，对着死者的照片和勘查报告发呆，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座小山。
转机出现在1999年4月6号。那天下午，回民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办公室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西菜园派出所打来的，说有群众反映，当地一家歌厅的女老板高颖已经失踪四个月了，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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