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的深圳，像被扔进了火炉，柏油路蒸腾着扭曲的热浪，连空气都带着黏腻的焦灼。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的大厅里，空调冷气再足，也压不住一对中年夫妻身上的沉郁，女人的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浸透水的樱桃，眼角的细纹里还嵌着未干的泪痕，男人脊背微驼，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口被汗水浸出黄渍，双手紧紧攥着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袱，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警官，我们……我们来认亲。”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像被砂纸磨过的琴弦，每一个字都颤巍巍的。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袱，里面整整齐齐叠着一床巴掌大的小棉被，针脚细密，天蓝色的被面已经洗得发灰，边角处磨出了细细的棉絮。旁边压着两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粉雕玉琢的婴儿，裹着同款小棉被，嘴角还沾着奶渍，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这是小军，我们的儿子。”男人补充道，声音沙哑，“1999年丢的，那时候他才五个月大。这被子，是我爱人连夜给缝的，他走的时候就裹着这个。”
大厅里的人都安静下来，目光落在那床小棉被和旧照片上。谁都知道，在打拐办的认亲室里，每一件旧物都藏着一段撕心裂肺的过往。这对夫妻，男的叫张东华，女的叫王艳华，来自江西赣南的小山村，为了寻找被拐的儿子张小军，他们已经在山河间奔波了整整二十年。
此刻，他们坐在认亲室的长椅上，手心全是冷汗。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极了这二十年来破碎的希望。王艳华一遍又一遍摩挲着小棉被的针脚，那是她怀着小军时，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的，针脚里绣着“平安”两个小字，如今已经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
“会找到的，艳华。”张东华轻轻拍了拍妻子的肩膀，眼神却有些飘忽。这二十年里，他说过无数次这句话，从最初的坚定，到后来的迟疑，再到如今的自我安慰。他口袋里揣着一沓厚厚的寻人启事，纸页都已卷边，上面的“张小军”三个字，被他用钢笔描了无数遍，墨痕层层叠叠，像刻在心上的烙印。
时间倒回1999年的春天，那时候的深圳还带着一股子野蛮生长的劲儿，高楼在尘土里拔地而起，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者像潮水般涌来，张东华和王艳华就是其中的两滴。他们坐着绿皮火车，颠簸了三十多个小时，从江西老家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当时王艳华刚生下小军不久，孩子软乎乎的一小团，抱在怀里像揣着个暖炉。
为了多挣点钱，张东华在坪山一家五金厂找了份钳工的活儿，每天钻在满是机油味的车间里，抡着扳手一干就是十二个小时，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王艳华看着丈夫累得倒头就睡，心疼得夜里偷偷抹眼泪。他们租住在城中村的一栋老居民楼里，二十平米的小单间，摆了一张床、一个衣柜，就再也容不下多余的家具。楼下是喧闹的菜市场，楼上是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和孩子的哭闹声，空气中永远混杂着油烟、汗水和潮湿的霉味。
“不能总让你一个人扛着。”王艳华咬了咬牙，发现出租屋旁边有间闲置的小门面，不足五平米，刚好能摆一个货架。她跟房东软磨硬泡，以每月一百块的租金盘了下来，开了家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烟酒零食，还有给工友们准备的毛巾、肥皂。白天她抱着小军看店，晚上等张东华回来，就着昏暗的灯泡算账，账本上的数字一笔一划都记得清清楚楚，多挣一块钱，就能给孩子多买一罐奶粉。
为了增加收入，王艳华还在小卖部门口立了块木板，用红漆写着“房东招租，成功介绍提成10元”。那时候城中村的租客流动性大，招租的生意不算少，每成一单，她就能给小军买两袋进口饼干。每次拿到提成，她都先塞进小军的小口袋里，看着孩子攥着皱巴巴的纸币咯咯笑，她就觉得浑身都有劲儿。
1999年5月12号下午，深圳下过一场短暂的雷阵雨，空气里带着泥土的腥气。王艳华抱着小军坐在小卖部的竹椅上，孩子刚喝完奶，小脸红扑扑的，正揪着她的衣角玩。突然，一个背着行李包的男青年走了过来，二十多岁的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额头上沾着汗，看起来风尘仆仆的。
“大姐，请问这儿有房子租吗？”男青年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四川口音。
王艳华眼睛一亮，连忙点头：“有啊，楼上还有两间空房，我带你去看看？”十块钱的提成在她脑子里转了一圈，足够给小军买一套新的连体衣了。
她刚要抱着孩子起身，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艳华姐，你要带租客看房啊？孩子给我吧，我帮你看着。”
来人是周显海，也是这栋楼的租客，四川南充人，在附近的电子厂上班，住了快三个月了。他经常来小卖部买烟，每次都要逗逗小军，有时候王艳华忙着算账，他还会主动帮着抱孩子。小军也特别喜欢他，只要周显海一伸手，不管正哭得多厉害，立马就收住眼泪，小胳膊小腿还会兴奋地蹬着。有一次王艳华要去菜市场买菜，刚好周显海休息，就帮她看了两个小时孩子，回来时小军正趴在他怀里啃手指，笑得口水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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