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 8 月 24 日，上海卢湾区斜土路的凌晨带着夏末特有的湿凉。凌晨 4 点半，天刚蒙出一层灰白，弄堂里的露水还凝在青石板缝里，垃圾桶旁的煤炉刚冒出第一缕淡蓝的烟，就被一声惨烈的尖叫劈得粉碎。
“杀人啦！”
那声音像被掐住喉咙的猫，尖得能刺破晨雾，裹着绝望的颤音在弄堂里窜。最先冲出门的是张阿婆，她一手攥着煤炉的火钳，一手揉着惺忪的眼，刚拐过自家门柱就僵在原地 —— 徐家那扇朱红色的木门敞着，门槛上淌着黑红的血，顺着青石板流到墙角，在露水地里晕开一小片暗沉的痕迹。
徐树祥和她母亲倒在血泊里，徐树祥的清洁帽掉在一旁，帽檐上还沾着几片没扫完的梧桐叶；她母亲手里攥着半根没织完的毛线，线团滚到斧头边，被血浸成了深褐色。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站在旁边，手里的斧头还滴着血，斧刃上的寒光映着他扭曲的脸 —— 正是徐树祥的前夫，郭巧娣。
“别让他跑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群里突然冲出三个大汉：弄堂口修车的王师傅、隔壁纱厂的李师傅，还有卖菜的张师傅。王师傅一把拽住郭巧娣的胳膊，李师傅从后面抱住他的腰，张师傅趁机夺下斧头，“哐当” 一声扔在地上。郭巧娣挣扎了两下，突然瘫软下来，嘴角开始冒白沫，眼睛往上翻。
这时有人指着墙角：“那是什么？” 众人看过去，只见一瓶打翻的敌敌畏躺在那里，农药味混着血腥味，呛得人直咳嗽。“他是来同归于尽的！” 张阿婆往后退了两步，声音发颤，“造孽啊，好好的一家人……”
死者徐树祥，生于 1957 年的上海。她是徐家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母亲生她时已经 42 岁，算是高龄产妇，奶水本就不足，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粮食紧张，徐树祥从小就瘦得像根豆芽菜，胳膊细得能看见骨头。
三岁那年，徐树祥发了一场高烧，烧得人事不省。父亲徐根生是纱厂的挡车工，连夜推着自行车，把她抱到瑞金医院。医生说再晚来一步，脑子就烧坏了。虽然后来烧退了，但徐树祥的发育明显比别的孩子慢 —— 五岁才会完整说话，七岁上小学时，个头比同班同学矮半个头，跑两步就喘得厉害。
上学后的徐树祥，成了班里最 “扎眼” 的学生。因为个子矮，老师把她安排在第一排，可即便盯着黑板，她也常常跟不上讲课节奏。语文课文读三遍还记不住，数学题更是算得一塌糊涂，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同学给她起绰号 “小矮子”“笨丫头”，体育课上没人愿意跟她一组，跳绳时她总被绳子绊倒，引得一片哄笑。
徐树祥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坐在煤油灯旁，陪着她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母亲就用火柴棍摆算式，一遍遍地教；语文课文，母亲就逐字逐句地念，让她跟着读。可徐树祥的脑子像生了锈，再怎么教，成绩还是上不去。
“妈，我不想上学了。” 初中毕业那年，徐树祥把成绩单摔在桌上，眼泪砸在 “不及格” 的红叉上，“我不是读书的料，不如去干活。” 父母劝了她好几次，说 “女孩子有文化才好嫁人”，哥哥姐姐也帮着劝，可徐树祥铁了心，说什么都不肯再去学校。
辍学后，徐树祥开始找工作。可她身高只有一米五，又没文化，跑了十几家工厂，都被拒之门外。有的工厂说 “我们要能扛活的”，有的说 “你这身体，干不了重活”。徐树祥每次回家，都耷拉着脑袋，母亲看着她的样子，偷偷抹眼泪。
后来，母亲托了远房亲戚，终于把徐树祥塞进了徐汇区清洁管理站，做了一名清洁工。报到那天，母亲特意给她买了一件新的的确良衬衫，叮嘱道：“好好干，别让人看不起。” 徐树祥攥着衬衫的衣角，点了点头。
刚开始，徐树祥很排斥这份工作。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推着沉重的清洁车，扫着满街的垃圾。夏天，太阳一出来，柏油路就像烤炉，她扫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手冻得红肿，握不住扫帚。更让她难受的是，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她，甚至有人说 “清洁工没出息”。
有一次，徐树祥在扫街时，遇到了初中同学。那同学穿着时髦的连衣裙，挎着皮包，看到她就皱起眉头，故意绕着走。徐树祥的脸一下子红了，赶紧低下头，假装没看见。那天晚上，她躲在被子里哭了很久，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
可哭归哭，日子还得继续。渐渐地，徐树祥发现，这份工作其实也没那么糟。清洁站给每个工人划分了负责区域，她负责的是斜土路一段，每天只要把自己的区域扫干净，就能准时下班。不用跟人打交道，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只要埋头干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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