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凌晨，徐树祥推着清洁车，沿着斜土路慢慢扫。路上没什么人，只有早起的环卫工人和卖早点的摊贩。卖豆浆的王师傅会跟她打招呼：“小徐，早啊，要不要来碗豆浆？” 徐树祥笑着摇摇头：“不了，我得赶紧干活。” 有时候，她会在扫街时捡到一些硬币，虽然不多，但她会攒起来，给母亲买点心。
工作稳定了，可徐树祥的婚姻大事，又成了徐家的心病。二十多岁的姑娘，在 80 年代的上海，早就该谈婚论嫁了。可徐树祥个子矮，又没文化，还是个清洁工，介绍了十几个对象，都黄了。
有一次，母亲给她介绍了一个纱厂的工人，长得高高壮壮的。两人约在人民公园见面，那工人一看到徐树祥，就露出嫌弃的表情，没聊几句就说：“我妈说，你这身高，以后生小孩会受影响。” 徐树祥的脸一下子白了，转身就走。
还有一次，介绍的是个个体户，家里条件不错。可那人一听说徐树祥是清洁工，就说：“我家好歹也是做生意的，你一个扫街的，跟我不般配。” 徐树祥听了，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一次次的相亲失败，让徐树祥渐渐失去了信心。“妈，我不嫁了，这辈子就跟你们过。” 她跟母亲说。母亲叹了口气，说：“傻丫头，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等我们老了，谁照顾你？”
1983 年，徐树祥 27 岁。这年冬天，母亲又托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名叫郭巧娣，是上海港务局的装卸工人，跟她同岁。
“人家条件不算好，但人老实，你见见吧。” 母亲劝道。徐树祥本不想去，可看着母亲期盼的眼神，还是点了点头。
两人约在人民公园附近的 “老上海阳春面” 馆见面。徐树祥到的时候，郭巧娣已经到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裤，上衣是一件灰色的劳动布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攥着一个布包。看到徐树祥，郭巧娣赶紧站起来，有点紧张地说：“你好，我是郭巧娣。”
徐树祥坐下后，郭巧娣赶紧叫服务员，点了两碗阳春面，还加了两个荷包蛋。“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先点这些，不够再点。” 他说，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搓手。
吃饭的时候，郭巧娣话不多，但很实在。他说自己是农村来的，父母都在乡下，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他在码头当装卸工，虽然累，但工资还不错。“我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本事，但我会好好干活，好好对人。” 郭巧娣看着徐树祥，眼神很真诚。
徐树祥看着他，心里有了一丝悸动。之前的相亲对象，不是嫌弃她的身高，就是嫌弃她的工作，可郭巧娣没有。他说话很诚恳，没有花言巧语，反而让她觉得踏实。
“我是清洁工，每天扫街，你不嫌弃吗？” 徐树祥小声问。
郭巧娣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不嫌弃啊，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你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很光荣。” 他顿了顿，又说：“我个子也不高，跟你差不多，咱们挺般配的。”
徐树祥听了，忍不住笑了。那是她相亲以来，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见面。郭巧娣每次休息，都会约徐树祥出来。有时候，他们会去人民公园散步，郭巧娣会给她讲码头的趣事；有时候，他们会去看电影，郭巧娣会提前买好票，还会带一包瓜子；有时候，郭巧娣会去徐树祥家，帮着干家务，陪徐树祥的父母聊天。
徐树祥的父母很喜欢郭巧娣，觉得他老实本分，对徐树祥也好。母亲跟徐树祥说：“小郭是个好孩子，你别错过了。”
徐树祥也觉得郭巧娣不错。他虽然话少，但很细心。知道徐树祥早上起得早，他会提前买好早点，送到她家门口；知道徐树祥冬天手冻得疼，他会买一副手套，偷偷塞给她；知道徐树祥喜欢吃苹果，他每次来都会带一袋。
三个月后，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两人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没有轰轰烈烈的婚礼，只有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徐树祥穿着母亲给她买的红色连衣裙，郭巧娣穿着新的中山装，两人站在一起，虽然不显眼，但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
婚后，两人租了一间小房子，就在卢湾区斜土路附近。房子不大，只有十几平米，摆了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就没什么空间了。但徐树祥很满足，她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下班回家，都会做好饭，等郭巧娣回来。
刚开始的日子，很甜蜜。郭巧娣每天下班回来，都会给徐树祥带点小礼物，有时候是一块糖，有时候是一朵花。徐树祥会给郭巧娣端上热饭热菜，听他讲码头的事。晚上，两人会坐在床上，聊聊天，或者看看电视。徐树祥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幸福。
可没过多久，甜蜜期就过去了，婚姻的矛盾开始显现。
郭巧娣在码头干的是重活，每天累得要死，回到家就想躺着。可徐树祥爱干净，总让他洗澡、换衣服，还抱怨他把脏衣服扔在沙发上。郭巧娣一开始还忍着，后来就不耐烦了：“我在码头扛了一天的包，累得要命，洗什么澡，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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