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自古便是帝国的钱袋子,风雅温柔乡。
当北方的寒风还在呼啸时,苏州的山塘街早已是流水画舫,软语吴歌。丝绸铺的掌柜们摇着折扇,讨论着今年春茶的成色;米行的老板们拨着算盘,计算着从湖广运来的漕粮又能带来多少利润。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源自千里之外塞上孤城的经济风暴,即将毫无征兆地席卷这片繁华之地。
“听说了吗?北边来的,代王府的人,在收铜!”
“代王府?就是那个在山西跟鞑子打仗的藩王?”
“可不是嘛!听说皇上让他造什么新式火炮,一年要三百门!那得用多少铜啊!”
“我的乖乖,他们出价可真高!市价一斤五十文的红铜,他们开口就是七十文!有多少要多少,现银交易,绝不拖欠!”
这样的对话,在短短数日之内,传遍了苏州、杭州、松江府的每一个角落。
最初,本地的铜商们还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将一些积压的库存高价卖给了这些“北方来的冤大头”,狠狠赚了一笔。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一阵风,刮过就没了。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
这些代王府的“采购员”们,仿佛拥有无穷无尽的银子。他们不仅买铜锭,还买旧铜器,甚至连市面上流通的铜钱,他们都照单全收,而且是以一比一点二的比例,用白银来换。
这一下,整个江南的铜市,彻底疯了。
一个名叫钱铎的年轻人,是这次行动在苏州的总负责人。他是朱衡从投诚的晋商子弟中亲自挑选出来的,脑子活络,胆子又大。此刻,他正坐在一间不起眼的茶楼雅间里,听着手下人的汇报。
“钱爷,咱们已经吃下了苏州府市面上超过七成的铜料。现在黑市的铜价,已经翻了两番,到一百五十文一斤了,还有价无市!”
“城里几家最大的铜铺,都关门了。他们没铜可卖了。”
“还有个事,底下人说,官府的铸钱局,派人出来想采购铜料,结果跑遍了全城,一斤都没买到。局里的炉子,都快熄火了。”
钱铎端起茶杯,吹了吹漂浮的茶叶,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ared的笑意。
这一切,都在王爷的计划之中。
王爷在给他下令时,曾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词语,描述过这个计划——“金融饱和攻击”。
王爷说:“江南的富庶,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平衡上的。他们产丝、产茶、产棉布,但他们不产足够的粮食,也不产足够的铜。他们的经济命脉,就是运河和铜钱。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掐住铜钱这个脖子,再用粮食,给他们来一记狠的。”
“下一步,按计划进行。”钱铎放下茶杯,声音沉稳,“把风声放出去。”
“是!”
当天下午,一个新的流言,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苏州的茶馆酒楼、秦楼楚馆里飞速传播开来。
“号外!号外!北边要打大仗了!”
“听说代王爷在山西练了十万新军,这次要主动出击,直捣鞑靼王庭!”
“朝廷已经下了密令,征用运河上所有的大船,要运送军粮和军械北上!南下的漕运,从下个月起,全停了!”
这个消息,比铜价飞涨还要惊悚。
江南不产粮!
这片帝国最富庶的土地,百万人口的吃穿用度,全都依赖于从湖广、江西等地,通过京杭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粮食。
运河一断,就等于断了江南的命脉!
起初,大部分人对此嗤之
以鼻。
“胡说八道!朝廷怎么可能断了江南的漕运?这不是自掘坟墓吗?”丝绸巨商沈万三的后人,如今苏州商会的会长沈修,在他的豪宅里,对着一群忧心忡忡的商贾们大放厥词,“不过是些北方蛮子不懂经济,在那胡乱炒作罢了。大家稍安勿躁,官府自会辟谣。”
然而,官府的“辟谣”迟迟没有等来。
相反,他们等来的是米价的第一波上涨。
城里最精明,也最没有安全感的一批人——那些小商贩、手工作坊主,他们最先开始行动。他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揣着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冲进了米行。
“老板,给我来五石米!”
“我要十石!”
米行的老板们起初还乐呵呵地敞开卖,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不对劲了。买米的人越来越多,大有把米行搬空的架势。恐慌是会传染的。当看到邻居家的米缸都填满了,自己家里还空空如也时,再镇定的人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米价上涨三成。
第三天,米价直接翻了一倍!
到了第四天,城里最大的几家米行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人们扛着钱袋,脸上写满了焦虑。而米行的老板们,则紧锁眉头,开始限量出售。
沈修也坐不住了。
他府上养着上百号人,还有城外几百名织工要靠他吃饭。他家里的存粮,最多只能撑半个月。
他派管家带着足足一千两银子去买米,结果管家空着手,哭丧着脸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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