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细水长流的工作，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老杨说，“但我觉得，这就是最真实的‘伟大斗争’——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尊严和生活而战。国家政策再好，落到每个人身上，都需要社区这个‘最后一米’的工作。我们多做一点，群众的困难就少一点，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就多一点。”
在城乡结合部的“和谐社区”，外来人口多，管理难度大。社区民警小赵，二十九岁，向大家介绍了他们的“斗争”：“主要是与治安隐患斗争，与矛盾纠纷斗争，与融合难题斗争。”
他们创新了“房东协会”制度，把出租房主组织起来，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建立了“老乡调解室”，利用同乡情谊化解外来人员之间的纠纷；开办了“社区融合课堂”，教外来人员本地话、本地习俗，也组织本地居民了解外来文化。
“开始很难，本地人和外地人互不信任。”小赵说，“但我们坚持办活动，端午节一起包粽子，中秋节一起做月饼，春节一起办晚会。慢慢就有了交流，有了理解。去年，社区刑事警情下降了60%，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95%。这就是基层平安建设的斗争，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微观实践。”
走访完这些社区，团队又拜访了几家企业和一家社会组织。
在一家科技创业公司，创始人谈到的是“与技术创新瓶颈的斗争”“与市场竞争压力的斗争”“与人才流失风险的斗争”；在一家传统制造企业，管理者谈到的是“与产能过剩的斗争”“与环保要求的斗争”“与转型升级的阵痛作斗争”。
在一家专注于困境儿童帮扶的社会组织“阳光之家”，创办人李老师的话令人动容：“我们每天都在斗争——与贫困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斗争，与社会偏见斗争，与资源不足斗争。每个孩子的改变，都是一场小小的胜利。当我们帮助一个受虐待的孩子走出阴影，帮助一个残疾孩子学会自立，帮助一个贫困孩子考上大学，那种成就感，不亚于打赢一场大仗。”
晚上，团队再次聚在一起，整合这几天多层面的见闻。
“现在我明白了，”小林感慨地说，“‘伟大斗争’真的无处不在。在国家层面，它是战略性的博弈；在党政机关，它是制度性的变革；在基层社区，它是民生性的改善；在企业和社会组织，它是发展性的突破。虽然形式、规模、内容不同，但内核相通——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实现进步而进行的努力。”
王工分析道：“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深刻特征：它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同时又充满内在张力的系统。‘斗争’是这个系统保持活力、实现演进的基本方式。但关键在于，这种斗争是在共同目标和价值共识下的‘建设性斗争’，而不是西方政治中那种撕裂性的‘对抗性斗争’。”
老方导演在思考叙事结构：“如果我们以‘伟大斗争’为主题做一个纪录片系列，可以采取多线并行的结构：一条线是宏观战略层面的斗争（如科技攻关、重大改革），一条线是中观治理层面的斗争（如反腐败、风险防控），一条线是微观民生层面的斗争（如社区治理、困难帮扶）。三条线交织，展现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从大到小的奋斗全景。”
赵晓颖在本子上写下最终思考：
“‘伟大斗争’在新时代的中国，呈现出五个鲜明特征：
1. 全域性：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领域，贯穿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各个层面。
2. 人民性：一切斗争都是为了人民利益，依靠人民力量，由人民评判。从反腐败到社区治理，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建设性：斗争的目的不是破坏而是建设，不是撕裂而是整合，是在解决矛盾中推动社会进步。
4. 系统性：强调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注重运用法治、技术、制度等多种手段。
5. 常态性：认识到矛盾斗争的普遍性和长期性，不期望一劳永逸，而是准备进行持久战。
而进行这样的伟大斗争，需要三种力量的结合：自上而下的领导力（提供方向和资源），自下而上的创造力（探索路径和方法），横向联动的协同力（整合力量和智慧）。这可能是‘中国之治’的一个重要密码。
接下来的调研，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这种力量的结合：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领导者、执行者、参与者如何互动？制度设计、技术创新、文化塑造如何协同？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整个社会如何学习和进化？”
合上笔记本，赵晓颖望向窗外的城市。夜幕降临，万家灯火。
每一盏灯下，都有人在斗争——与工作中的难题斗争，与生活中的困境斗争，与自己的局限斗争。正是这无数微小的斗争，汇聚成这个国家前行的磅礴力量；正是这一次次具体的突破，累积成这个时代深刻的变革。
伟大斗争，从来不是遥远的政治口号。它就在每个岗位上，每次选择中，每份坚持里。记录这些斗争，理解这些斗争，传递这些斗争的精神，也许就是赵晓颖和她的团队，在这个伟大时代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而这项工作本身，何尝不是一场需要智慧、勇气和毅力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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