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老教授从历史经验出发：“任何时代的斗争，最终都是人的斗争，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斗争。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斗争可能是党的自我革命——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这决定了其他一切斗争的成败。”
陈老感慨道：“是啊。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斗争，最大的体会是：真正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的支持。你为人民利益而斗争，人民就会站在你这边。你背离了人民，再强大的力量也会垮掉。所以‘伟大斗争’的根基，永远是民心。”
组织部的王处长从组织建设角度说：“干部队伍的建设也是关键战场。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本身就是一场伟大斗争。要斗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要斗争干部队伍中的‘躺平’‘内卷’现象，要斗争能力不足、作风不实的问题。”
讨论一直持续到傍晚。结束时，赵晓颖做了总结：“今天的研讨让我对‘伟大斗争’有了更立体、更深入的理解。它不仅是宏大的政治命题，也是具体的实践课题；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也渗透到社会治理的每个环节；不仅需要勇气决心，也需要智慧方法；不仅是对外的博弈，更是对内的自我革新。”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而贯穿其中的红线是：一切斗争都是为了人民利益，都必须依靠人民力量，最终都要由人民评判。这也许就是新时代‘伟大斗争’最本质的特征。”
研讨会结束后，赵晓颖团队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留在会议室里复盘。
王工先发言：“今天的信息量很大。我梳理了一下，‘伟大斗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样态至少包括：反腐败斗争、改革攻坚战、意识形态斗争、科技自立自强斗争、生态环境保护斗争、风险防控斗争、党的自我革命等。这些斗争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斗争系统。”
小林接着说：“我特别注意到，几乎所有人都强调了斗争的‘方法论’问题——要讲策略、讲法治、讲系统治理、讲技术赋能。这说明我们的治理思维在成熟，不再靠‘运动式’‘风暴式’的简单化方式。”
老方导演思考的是呈现方式：“如何用影像呈现这种多维度、多层次、多形式的‘伟大斗争’？它不像战争电影那样有明确的敌我阵营和激烈冲突。它可能是会议室里的争论，可能是电脑前的数据分析，可能是田间地头的走访，可能是深夜办公室的灯光。这种‘静水深流’式的斗争，其实更难表现但更真实。”
赵晓颖在本子上记录着核心观点，同时思考下一步的调研方向。今天讨论的多是党政干部和专家的视角，她还需要听到更广泛的声音——普通群众如何看待身边的“斗争”？企业、社会组织、基层社区又在进行着怎样的“斗争”？
几天后，团队深入清州的几个不同类型社区，想看看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斗争”实践。
在“梧桐苑”社区，这是一个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居民以年轻白领和专业人士为主。社区党支部书记是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叫苏梅，原本是企业HR，三年前被选为书记。
“我们社区的‘斗争’，主要是与居民公共意识不足、社区凝聚力薄弱作斗争。”苏梅直言不讳，“住在这里的人学历高、收入高，但社区参与度低。垃圾分类推行难，楼道堆物整治难，物业矛盾调解难。”
“有什么有效方法？”
苏梅笑了：“我们摸索出一套‘三动工作法’：党员带动、活动拉动、情感触动。比如垃圾分类，我们先发动党员家庭带头分类，在楼道公示评比；然后组织垃圾分类知识竞赛、变废为宝手工活动，吸引年轻人参与；对于特别不配合的，我们上门聊天，不是讲大道理，而是聊健康、聊孩子教育——‘垃圾分类好了，小区环境好了，孩子生病都少了’。慢慢就有效果了。”
她补充道：“这其实也是一场‘斗争’——与现代都市人的原子化生活方式斗争，与‘各扫门前雪’的心态斗争。但我们看到变化：去年我们成立了八个兴趣社团，社区议事会的参会率从不到10%提高到了40%。这就是基层民主的成长，是静悄悄但意义重大的斗争。”
在老旧厂区改造的“东风社区”，情况完全不同。这里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多，历史遗留问题多。社区主任老杨，五十八岁，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
“我们这的斗争，是与贫困斗争，与疾病斗争，与孤独斗争。”老杨说话实在，“社区三百多户，三分之一是低保或低收入家庭，五分之一是残疾人，空巢独居老人有八十多个。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一个人掉队。”
他带团队走访了几户。在残疾人家中，社区帮助进行了无障碍改造，联系了居家就业项目；在独居老人家里，安装了“一键呼叫”系统，志愿者每天上门看望；在失业人员家中，提供技能培训和信息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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