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三天，《大明生活日报》的版面被两件事塞得满满当当。
一件是天花。
白鹤村的疫情还没彻底扑灭，刘渊然带着格物院的人依旧守在村子里。
但最后一批患者已经退烧，连续十多天没有新增病例。
封村消息刚传出来那几天，菜价涨了三成，有人连家门都不敢出。
但恐慌消退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
原因只有一个——牛痘确实有效。
京城各坊的接种点从早到晚排着长队。一个月前还有人骂这是邪术，现在你要是没接种，街坊邻居看你的眼神就像看一个脑子有病的人。
另一件是倭寇。
朝廷派了人，跑遍应天城周边的军营和沿海移民聚居的坊巷，找到那些倭寇的亲历者。
问他们愿不愿意把当年的事说出来。
愿意的，登报。
不愿意的，没人勉强。
但愿意的人，比想象中多得多。
有些人等了十几年，就等一个人来问一句——“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报纸上登的不是官样文章。
是活人讲的故事。
第一天登了两篇。
头一篇，是一位祖籍福建渔村的老汉口述。
他十四岁那年，倭寇上了岸。他爹把他塞进腌鱼的大缸里，盖上盖子。
他趴在缸里，听见了所有声音——刀砍进木门的声音，他娘的哭声。
然后安静了。
他在缸里待了一天一夜，出来的时候，村子没了。
第二篇，是曾在浙江台州当守军的老兵的回忆。
倭寇退走后，他们去收尸。有一家五口，最小的孩子被钉在门板上。
老兵说，他当了二十年兵，杀过人，见过死人。
但那块门板，他做了十年的噩梦。
之后每天两三篇，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死法。
篇幅不长，但字字见血。
这三天，应天城的氛围肉眼可见地变了。
茶馆里没人聊八卦了，聊的是“我隔壁老张的亲戚就是从沿海逃过来的”。
酒楼里有人拍桌子骂，骂的不是菜咸了，是“朝廷怎么还不开捐？老子要捐钱打倭寇！”
功德募捐的章程一见报，各地驿站的快马就没停过。
得到消息的商人开始往京城赶。
有的坐船，有的骑马，有的连夜雇了车队。
消息传得最快的是江南——苏州、杭州、扬州的商帮几乎同一天出发。
远的还在路上，近的已经到了，在客栈里住下，打听消息，盘算家底。
募捐还没正式开始，应天城的客栈价已经涨了一成。
但今天，所有人的注意力被另一件事拽走了。
《大明生活日报》头版，登了一条短消息——
“格物院四时长春庐内栽种之洪武薯已成熟，明日巳时公开收获，届时现场称重计数，欢迎百姓观看。”
两行字。
整个应天城炸了锅。
“四时长春庐”建在格物院门口，大半个京城都看得见。
这几个月来，京城百姓没少站在外头看热闹——大冬天的，外面天寒地冻，那座玻璃大棚里面绿油油一片，瓜果蔬菜长得比盛夏还旺。
之前有人出四万两白银想买一块玻璃板，格物院没卖。
老百姓看得到，摸不着。馋归馋，但不嫉妒——那是皇家的东西，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
但“洪武薯”不一样。
这东西，跟每一个吃饭的人都有关系。
格物院几个月前贴过告示——此物若种得好，亩产保守估计是水稻的十倍。耐贫瘠，荒地也能种，只是产量会减少。生长周期短，一年至少两收。
当时很多人不信。
十倍？你怎么不说一百倍？
大明如今水稻的平均亩产，大约三石。好田好年景，四石顶天了。
十倍，就是三十石往上。
说出去，跟讲神话没两样。
但格物院自打建起来，干的事一桩一桩摆在那里。
说牛痘能防天花，真防住了。
说冬天能种菜，那座玻璃大棚就戳在院门口，谁路过都能看见里面的绿色。
所以这回，信的人比不信的多。
之前已经有不少人跑去格物院预定了洪武薯的薯种。
条件不苛刻——登记姓名、籍贯、家里有多少亩地、想种几亩洪武薯，领一份“意向文书”。
等时候到了，拿着文书在规定日期之前来换薯种，还能领一些“仙肥”。
不需要押金。后悔了，把文书丢了就行。
没有任何损失。
但每一个登了记的人，都在等明天。
——
第二天。
巳时还没到，格物院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前三排是提前来占位置的百姓，天不亮就蹲在这儿了。
后面黑压压的，有商人，有读书人，有达官显贵府上派出来的管事。
“四时长春庐”就在院墙外侧，阳光照在玻璃板上，折出一片碎光，里面的绿色隐约可见。
人群里嗡嗡的议论声一刻没停。
“真有那么神？水稻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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