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儿子的信，吴铭眼眶微湿，心中既有欣慰，更有沉甸甸的责任。连远在边关的孩子都感受到了技术的重要性。他将这封信小心收好，更加坚定了大力发展军工和推广格物之学的决心。
然而，来自大明内部的压力稍稍缓解，海外的威胁却悄然逼近。
这一日，吴铭接到了新明核心层通过绝密渠道送来的急报。急报称，近期在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新明巡逻舰队与一支悬挂着奇怪旗帜、船型迥异于中式或南洋船只的舰队发生了对峙。对方船只体型庞大，装备有数量众多的火炮，其帆装和船体结构显示其拥有极强的远洋航行能力。虽然双方并未发生冲突，但对方态度傲慢，拒绝表明身份和来意，并在对峙后转向南方航行。
随急报附上的，还有根据目击描绘的船只草图和一些零碎的信息——船员发色瞳色各异，似乎有来自极西之地的人种。
“佛郎机人？还是……红毛夷？”吴铭盯着草图，眉头紧锁。根据他模糊的历史知识，这个时间点，欧洲的航海者应该已经开始向东方渗透了。这支舰队的出现，意味着新明在海外的发展，除了要面对本土的势力和残余的倭寇、海盗，很可能还将迎来更强大的、来自遥远西方的挑战者。
“告诉林风，加强戒备，扩大侦察范围，重点监控吕宋至琉球一线。设法与当地土人或其他海商接触，搜集一切关于这支陌生舰队的情报。非必要，避免与之发生冲突，但若对方挑衅，则坚决反击！”吴铭迅速下达了指令。
他走到窗前，望着东南方向。大明的棋局尚未完全落定，海外更广阔的棋盘上，新的对手已经悄然落子。他知道，未来的挑战，将更加复杂和严峻。他必须让新明变得更加强大，也必须在大明内部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方孝孺倒台后的短暂平静，注定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奏。他深吸一口气，目光重新变得坚定起来。
方孝孺倒台的余波在朱标的铁腕操控下逐渐平息，朝堂看似恢复了秩序，但水面下的暗流却从未停止涌动。镇国秦王吴铭虽重掌天津工坊，获赐殊荣，却也清晰地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无形压力。皇帝扶持的新晋官员们，或许感激他扳倒了压在前路上的大山，但对于他那一套“格物致用”、“重工兴利”的理念，却大多秉持着士大夫固有的矜持与怀疑。
这一日，朝会之上，围绕吴铭奏请扩大“天津格物分院”规模、并允许其刊印发行部分基础算学、几何教材的提议，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
“陛下，臣以为不妥！”新晋的礼部右侍郎，以学问渊博、持身中正闻名的杨士奇出列反对，“科举取士，乃国之根本，士子当潜心圣贤之道，明经义，修德行。若广开格物之学，使士人趋之若鹜，沉溺于奇技淫巧，恐舍本逐末，动摇国本！且民间刊印此类书籍，若流播开来，使庶民亦窥机巧，恐生不臣之心，非教化之福！”
他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官的看法，即便他们不认同方孝孺的极端，却也坚信“道”高于“器”。
吴铭早有准备，从容应对：“杨侍郎所言，乃老成谋国之言。然，臣请问，若无精良军械，何以御外侮？若无坚固城防，何以保社稷？若无高效农具、水利，何以养万民？格物之学，非为取代圣贤之道，实为强国富民之补充，乃‘用’也！圣人亦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谓也。刊印基础教材，旨在培养匠作人才，提升工艺水准，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岂能因噎废食？”
他引经据典，将格物之学定位为“器”与“用”，巧妙地避开了与核心儒家思想的直接冲突，强调了其工具性和实用性。
龙椅上的朱标沉吟不语。他欣赏吴铭的能力和带来的实际效益，但也对可能引发的思想冲击和社会结构变化心存疑虑。他需要的是能巩固皇权、富国强兵的工具，而非颠覆传统秩序的洪水猛兽。
最终，朱标采取了折中之策：“镇国秦王所奏，其心可嘉。然格物之学，关乎士习民心，不可不慎。准其扩大分院规模，然招生需严格筛选，以匠户及官宦子弟中志于此道者为主。所刊书籍，需经翰林院审定，方可流传，且不得涉及军国机密。”
这是一个有限度的放开，既给了吴铭空间，又套上了牢牢的枷锁。吴铭知道，这已是目前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躬身领旨。他明白，思想的变革非一日之功，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
朝堂上的理念之争暂告段落，民间的波澜却悄然兴起。天津工坊在吴铭的指导下，除了军工，也开始将一些相对成熟、易于推广的民用技术进行改良试点。其中一项，便是对传统纺车和织机进行了结构优化，使其效率提升了近三成。
这本是利民好事，工坊将图纸和少量样品赠与了京畿附近的几家官营织造局和信誉良好的民间机户，希望能逐步推广。然而，消息传出后，却在江南传统的丝绸纺织重镇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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