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的倒台，如同在洪武朝堂这片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久久未能平息。诏狱的大门关上了清流领袖的身影，也关上了无数依附于其门下官员的仕途与希望。锦衣卫和东厂的缇骑四出，按照吴铭提供的线索和徐妙锦补充的名单，在江南和京城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清洗。沈惟庸在杭州被迅速锁拿，其庞大的商业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抄没的家产数额之巨，连朱标看了都为之咋舌。一系列与之勾结、收受贿赂的沿海地方官、卫所将领乃至少数京官纷纷落马，一时间，朝野肃然，东南官场风声鹤唳。
在这场风暴中，镇国秦王吴铭似乎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他不仅洗刷了污名，证明了忠诚，更因剿匪和破案之功，深受皇帝嘉奖，恢复了其对天津工坊的完全掌控，权势更胜往昔。王府门前的车马再次变得络绎不绝，只是这次，前来拜谒的多了许多以往持中立甚至观望态度的官员和勋贵，其中不乏试图在新一轮权力洗牌中寻找依靠的投机者。
然而，吴铭的心中却没有多少喜悦，反而充满了更深的警惕。他清楚地看到，朱标在重赏他的同时，也迅速提拔了一批与方孝孺理念不合、或原本不得志的官员，填补了朝中的空缺，其中不乏如翰林院修撰黄淮、刑科给事中金幼孜等以才干着称的少壮派。皇帝在利用他扳倒方孝孺这个“权臣”的同时，也在巧妙地构建新的平衡，绝不允许再出现一个能威胁皇权的庞然大物。
“陛下这是既要马儿跑，又要给马儿套上更结实的笼头啊。”深夜的书房内，吴铭对徐妙锦轻声道，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上面摆放着关于新提拔官员的履历资料。
徐妙锦为他斟上一杯热茶，柔声道：“经此一事，陛下必然更加忌惮权臣。他能如此迅速地稳住朝局，扶持新人，可见其手段。夫君如今看似风光，实则已站在了风口浪尖。”
“是啊，”吴铭叹了口气，“方孝孺虽除，但其代表的清流势力并未根绝，只是暂时群龙无首。而陛下新提拔的这些人，或许与方孝孺政见不同，但对新明，对我所行的这些‘格物’‘新政’，恐怕也未必认同。在他们眼中，我或许依旧是个异类。”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锐利，“而且，我总觉得，方孝孺倒台得太容易了些。他经营多年，党羽遍布朝野，难道就没有后手？江南那些利益受损的豪强，会甘心就此罢休？”
徐妙锦点了点头：“父亲前日来信，也提醒我们需更加谨慎。他在军中，也感受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似乎有人在暗中散播关于新明军力过于强大的言论。”
树欲静而风不止。吴铭知道，表面的平静下，暗流依旧汹涌。他必须利用这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加快自己的步伐。
重返天津工坊，吴铭感受到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氛围。户部侍郎李贯和监察御史王文弼早已被调离（王文弼因牵扯方孝孺案被免官），工坊内少了许多掣肘，但多了一些来自兵部、工部，甚至是宫内宦官派来的“学习观摩”人员。皇帝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这里。
吴铭对此心知肚明，他采取了更加开放和主动的姿态。一方面，他扩大了“标准化”生产和“流水线”作业的范围，不仅应用于火铳火炮的制造，也开始尝试推广到军服、铠甲等军需品的生产中，显着提升了效率和质量的稳定性，让前来观摩的官员们大开眼界，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绩”也成为了他最好的护身符。
另一方面，他正式向朱标上奏，请求在工坊内设立“大明皇家格物院天津分院”，并附上了一套详细的章程。章程中明确，分院将系统性地整理、研究各类工艺技术，编撰《格物丛书》，并面向社会招收有一定文化基础或手艺精湛的年轻人，进行基础的数理、格物知识培训，为朝廷培养专门的匠作和管理人才。
这份奏章在朝中引起了不少争议。反对者认为这是“以匠代士”、“本末倒置”，担心长此以往会动摇科举取士的根本。但朱标在权衡之后，尤其是看到了天津工坊产出对军力的巨大提升后，最终还是准予试行，但限定了招生规模和范围，且要求所学内容需“有益国用，不涉怪力乱神”。
这小小的一步，对吴铭而言却意义重大。他终于为新明理念的传播，在大明体制内撕开了一道合法的口子。
就在吴铭忙于工坊和格物院事务时，远在边关的长子吴定国，托军中信使送来了一封家书。
信是用还显稚嫩的笔迹写就的，字里行间却透露出远超年龄的坚毅。信中，吴定国描述了他随外公徐达巡边、参与小规模斥候战、学习骑射兵法的经历，也写到了边塞的苦寒与将士们的艰辛。他没有叫苦，反而在信末写道：“……父亲，边关将士所用弓刀甲胄，多有不堪。儿亲眼见一队正，因刀劣，与虏贼交战时刀折人亡……若我大明军士，皆能如天津工坊所出火铳般犀利，何惧北虏？儿在此一切安好，勿念。唯愿父亲在京，能多造利械，壮我大明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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