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岁的秋意比往年来得更急些。塞外的风卷着黄沙，才过了居庸关，就把直隶、山东的天空染得发灰——这风里裹着的不只是凉意，还有西北战场上传来的急报。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再犯边境，朝廷急调兵马往西塞驰援，粮草转运成了燃眉之急。兵部一道文书下来，各省需征调民间骡马，从州县起运，一路向西，直送军前。
文书到山东的时候，济南府的官署里正飘着秋雨。按察使把各州县令召来议事，长山县令杨承祖坐在末席，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官袍下摆的暗纹。他年近五十，颧骨高突，眼尾向下耷拉着，瞧着总带点不耐烦的倦意，可听到“征调骡马”四个字时，那双眼忽然亮了一下，像荒地里见了猎物的狼。
散会时，同州的几个县令凑在一处叹气。益都县令董世昌是个温厚人，搓着手道：“咱们这地方，农户养头驴都当宝贝，骡马更是稀罕。征调易，安抚难，得好好跟百姓说，按文书上的价码给足补偿才是。”莱芜县令范承勋接话：“可不是嘛，我那县多山地，农户靠骡马驮货下山换粮，真征走了，过冬的口粮都成问题。”新城县令孙秉彝年纪最轻，性子刚直，冷声道：“就怕有人借着‘公务’的由头，把好事办歪了。”
这话刚落，杨承祖从后面走过来，皮笑肉不笑地拍了拍孙秉彝的肩膀：“孙老弟年轻，不懂底下的门道。‘公务’二字，可松可紧，办得好，是为朝廷分忧；办得‘妥帖’，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他说这话时，声音压得低，眼神扫过三人，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转身就带着随从走了。董世昌望着他的背影，轻轻摇了摇头：“这杨令，素来爱占小利，这次怕要出乱子。”
果不其然，杨承祖回长山的第二天，就把县里的衙役、地保全召到了县衙。大堂上，他把兵部文书往案上一拍，厉声道：“朝廷征马，关乎军国大事！凡境内骡马，无论官家养的、商户用的、百姓私藏的，三日之内，尽数交到县衙来！谁敢隐匿，以通敌论处！”
底下的地保们面面相觑——文书上明明写着“自愿应征，按价补偿”，到杨承祖这儿，怎么就成了“尽数上交”？有个老地保颤巍巍地问：“大人，那补偿……”
“补偿？”杨承祖冷笑一声，抓起案上的惊堂木拍了下去，“朝廷军费紧张，哪来的闲钱给补偿？再说了，为朝廷出力，是百姓的本分！谁再提‘补偿’二字，先打二十大板！”他顿了顿，话锋一转，又缓了语气：“不过，你们办事得力，征上来的骡马里，挑些弱的、老的，赏给你们当脚力，也算是本县令的恩典。”
这话一出，地保们立刻懂了。杨令这是要借征马的名义，把全县的骡马都搜刮过来——好的他自己留着，要么卖钱，要么送给上面的官儿疏通关系；剩下的残次品，再赏给底下人，堵上他们的嘴。
接下来的三天，长山县彻底乱了。衙役们跟着地保，挨家挨户地搜。农户家里，刚买的骡驹被强行牵走，老农抱着马脖子哭，被衙役一脚踹开；小商户用来拉货的驴车，缰绳被硬扯断，货物翻在地上，没人管；就连寺庙里和尚用来驮经卷的老马，都被拉走了。不到三天，长山县的街头巷尾，再也见不到一头能跑的牲口，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只能关着门偷偷抹泪。
杨承祖把征来的骡马圈在县衙后院的空地上，足足有两百多匹。他每天傍晚都去看，摸着那些油光水滑的好骡马，嘴角就合不拢。心腹衙役凑过来问：“大人，这些马怎么办？送一部分去济南府交差？”
“急什么？”杨承祖眯着眼，“济南府那边，随便挑几十匹老弱的送过去就行。剩下的，等过阵子风声松了，卖到江南去——那边的盐商、粮商，正缺好骡马呢，一匹能卖十两银子。”他顿了顿，又道：“还有，周村那边，不是每月初一、十五有大集吗？听说来往的商户多，车马多，你带些健丁过去，把那些外来商户的骡马也‘征’过来。对外就说，长山的骡马不够，借他们的用用，等朝廷拨了马，再还。”
那心腹衙役心领神会，立刻点了十几个身强力壮的衙役，揣着杨承祖写的“征马文书”，往周村去了。
周村离长山不过三十里地，是青州、济南、兖州三府交界的大集镇。每月初一、十五，四面八方的商户都往这儿赶：山西来的盐商，拉着成车的潞盐；陕西来的皮货商，驮着狐裘、羊皮；江南来的布商，带着松江的棉布、苏绣的绸缎；还有本地的粮农、菜农，推着小车，赶着驴，把新鲜的粮食、蔬菜运到集上卖。集镇上的那条主街，从东头到西头，车马挤得水泄不通，骡马的嘶鸣声、商贩的吆喝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混在一处，热闹得能掀了天。
十月初一这天，天刚亮，周村的集就开了。山西商人王二和李老栓，赶着四匹黑骡，拉着一车潞盐，刚到街口，就被几个穿皂衣的衙役拦住了。为首的衙役把“征马文书”往王二面前一递，粗声粗气地说：“长山县令杨大人有令，朝廷征调骡马运粮，你们这四匹骡，先交出来，归县衙统一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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