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太康年间的吴郡，秋风总带着股潮湿的凉意。隗照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打芭蕉，每一声都像敲在他虚弱的肺叶上。他已经咳了三个月，起初只是清晨咳几声，后来竟咳得整夜不能睡，痰里带着血丝，身子一天比一天轻，仿佛风一吹就能飘起来。
妻子坐在床边，用布巾擦去他嘴角的药汁，眼圈红红的：“今天感觉好些吗？王郎中说，再喝两副药就会有起色。”
隗照笑了笑，那笑意却没抵达眼底。他自己就是精通《易经》的人，早已从卦象里看透了生死——这病，熬不过这个冬天了。他伸出枯瘦的手，握住妻子的手，那手上布满了操劳的薄茧，是陪他从少年走到中年的印记。
“别信郎中的，”他声音轻得像叹息，“我自己的命，我清楚。”
妻子的眼泪“吧嗒”掉在他手背上，滚烫的：“不许胡说！你还要教三郎读《易经》呢，他昨天还问‘乾卦’怎么解……”
隗照咳了几声，示意妻子扶他坐起来。他靠在床头，望着屋里熟悉的陈设：墙上挂着他亲手画的八卦图，案上堆着翻卷了角的《周易》，墙角的青瓷缸里插着几支干莲蓬——那缸还是他们成亲时，岳父送的嫁妆。
“我有话跟你说，”他喘了口气，“你记好了。”
妻子赶紧擦干眼泪，点点头。
“我走后，家里日子肯定难，”隗照的目光扫过屋梁，“但不管难到什么地步，就算遇上大饥荒，这房子也千万别卖。”
妻子愣住了：“为啥？这房子地段偏，又旧，真到了那时候……”
“别问为啥，”隗照打断她，眼神异常坚定，“照我说的做。还有，我枕头底下有块木板，你收好了。五年后，会有个姓龚的使者打这儿过，你把木板给他看，他会还我一笔钱，够你们母子过下半辈子了。”
妻子更糊涂了：“姓龚的使者？我们不认识这样的人啊？木板上写了啥？”
隗照笑了笑，没回答。他从枕头底下摸出块巴掌大的桃木片，上面用朱砂画着个奇怪的符号，像卦象，又不像。他把木板塞进妻子手里：“别弄丢了，也别给别人看。五年后，自会有分晓。”
没过多久，隗照就咽了气。下葬那天，妻子抱着木板，看着棺木入土，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她不懂丈夫的话，却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嘱托，必须照做。
隗照走后的第一年，日子还算平稳。他生前靠着给人占卜算卦，攒下点积蓄，妻子省吃俭用，靠着织布和三郎去私塾帮工，勉强能糊口。墙上的八卦图依旧挂着，案上的《周易》却蒙了层灰，没人再动过。
第二年开春，吴郡闹起了旱灾。地里的麦子刚抽穗就蔫了，河沟见底，井里的水也越来越少。到了夏天，瘟疫又起，村里每天都有人家哭丧，米价涨得像坐了火箭，以前一文钱能买两个馒头，现在十文钱才能买一个。
妻子把家里的首饰当了，又把隗照留下的几本书卖给了收旧书的，换来的米只够母子俩喝稀粥。有天夜里，三郎饿醒了，拉着母亲的衣角说：“娘，我想吃饼。”妻子抱着他，眼泪无声地流，把最后半块干硬的麦饼塞给他：“吃吧，娘不饿。”
第三年，旱灾更严重了，官府开了粮仓赈灾，可分到每户的粮食少得可怜。村里开始有人卖房子卖地，有的甚至带着孩子逃荒去了。邻居王婆来看望她们母子，叹着气说：“妹子，不是我说你，这房子留着啥用？卖了换点粮食，带着三郎去投奔你娘家吧，总比在这儿饿死强。”
妻子摸了摸怀里的木板，想起隗照的话，摇了摇头：“王婆，再等等吧，我信他的话。”
王婆撇撇嘴：“隗先生是会算，可人死了，话能当饭吃？你看这光景，别说五年，明年能不能熬过去都难说。”
妻子没再说话，只是把粥熬得更稀了。她每天织布到深夜，把织好的布拿到镇上去换粮食，哪怕只能换回来一把野菜，也从不抱怨。三郎很懂事，不再喊饿，每天帮着挑水、劈柴，还学着母亲的样子，把野菜洗得干干净净。
第四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屋檐下的冰棱能有三尺长。家里的最后一点粮食也吃完了，妻子抱着三郎坐在灶前，看着冰冷的锅，第一次动摇了——是不是该听王婆的话，把房子卖了？
她摸出那块桃木片，借着微弱的天光，看着上面的朱砂符号。符号歪歪扭扭的，像“屯”卦，又像“蒙”卦，她看不懂，却突然想起隗照生前说过的话：“《易经》里的卦，没有绝对的凶吉，就看你怎么解。”
也许，丈夫留下的不是钱，是让她们母子守住这个家的念想？她把木板紧紧攥在手里，对三郎说：“别怕，开春就好了。”
第五年开春，雪化了，地里竟冒出点绿芽。官府派人来发放种子，说今年会有好收成。村里的人脸上有了点笑意，逃荒的也开始往回走。妻子看着院里的老槐树抽出新枝，心里默念：五年了，那个姓龚的使者，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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