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丁未年）
冬季，十一月，开始依照董仲舒的建议，命令各郡国举荐孝廉各一人。
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驻扎在云中郡；中尉程不识担任车骑将军，驻扎在雁门郡。六月，二人率军撤离。李广与程不识皆以边郡太守的身份统领军队，在当时颇负盛名。李广行军时不讲究部队的编制和行列阵势，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驻扎，让士兵们自由活动，夜间也不打刁斗来自我防卫，幕府简化各种文书簿册；然而他也会在远处设置侦察兵，所以从未遭遇危险。程不识则严格要求部队的编制、行列和营阵，夜间打刁斗巡逻，军中的官吏处理军事文书直至天亮，军队得不到休息；但同样未曾遭遇危险。程不识说：“李广的军队极为简易，然而一旦匈奴突然进犯，便难以进行有效抵御。但他的士兵们也都安逸快乐，都愿意为他效死力。我的军队虽然事务繁杂，但匈奴也无法侵犯我。” 然而匈奴畏惧李广的谋略，士兵们也大多乐意跟随李广而苦于跟随程不识。
臣司马光评论道：《易经》说：“军队出征必须要有纪律，否则不论成败都有凶险。” 这表明治理众人而不使用法规，没有不凶险的。李广带兵，让人人都能自由行动。以李广的才能，这样做是可行的；但却不能将此作为普遍的法则。为何呢？因为后来者很难效仿他，更何况与他同时为将的人呢！一般人的本性，乐于安逸放纵而忽视眼前的祸患，他们既然认为程不识带兵繁琐，而乐于跟随李广，并且还会怨恨上级而不服从指挥。那么，简易带兵的危害，不仅仅是李广的军队难以抵御匈奴的突然袭击而已。所以说 “军事行动要以严格要求为根本”，作为将领，也只有严格要求才可以。那么效仿程不识，即使没有战功，也不至于失败；而效仿李广，很少有不覆灭的啊！
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五月，下诏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天子亲自进行策问。
秋季，七月癸未日，发生日食。
评论
这段历史展现了汉武帝初年政治生态与边疆治理的多重矛盾，凸显三大历史脉络：
边疆民族政策的务实转向：闽越之乱中，汉武帝未因馀善擅立而继续兴师，反而承认其统治，体现 “以夷制夷” 的务实策略。此举既因征伐成本高昂（如刘安所言），也因汉初 “休养生息” 政策的惯性。但南越王赵胡称病不朝，暴露了藩臣对汉廷的戒备，为后来南越反叛埋下伏笔，预示着汉廷与边疆政权的关系将从怀柔转向更强硬的整合。
官僚体系中的刚直与因循：汲黯 “矫制赈灾” 与当面直谏，展现了汉初官僚的刚正风骨。其 “无为而治” 的治政风格，既延续了黄老思想，也与武帝时期 “多欲” 的施政倾向形成张力。武帝对汲黯 “社稷之臣” 的评价，反映出皇权对直言谏臣的复杂态度 —— 既需要其制衡朝政，又忌惮其对权威的挑战。这种矛盾贯穿于武帝朝，也为后来 “酷吏政治” 的兴起提供了背景。
军事制度与战略思想的分歧：李广与程不识的治军差异，本质是 “天才型统帅” 与 “制度化治军” 的路线之争。司马光强调 “师出以律”，实则推崇军事制度化建设，这与汉武帝后期强化中央集权、建立常备军的趋势相呼应。而汉匈和亲之议中，王恢的主战与韩安国的主和，折射出汉初对匈奴战略的摇摆 —— 前者代表武帝朝开拓进取的萌芽，后者延续了文景时期的保守策略，最终和亲的决定，显示此时汉朝尚未完全具备对匈奴决战的条件。
此外，“举孝廉” 制度的推行，标志着察举制正式成为选官体系的核心，打破了汉初 “任子”“赀选” 的局限，为儒学之士进入仕途开辟道路，加速了官僚体系的儒学化。而司马光对李广、程不识的评论，暗含对北宋军事积弱的反思，借史论强调军纪的重要性，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是汉武帝从 “无为” 转向 “有为” 的过渡期，制度革新、边疆经略与人才选拔的多重探索，正为汉帝国的全面扩张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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