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九郎那瞬间的失态，像一枚投入冰湖的石子，在我冻结的心底激起一圈微弱的涟漪，随即又被更深的寒冷吞没。
那短暂的慌乱和痛楚，是真的。可那又如何？那句“小妹妹”的冰冷回绝，那碗摔碎在雪地里的红豆汤，还有他台上台下判若两人的平静，都是真的。那点微弱的涟漪，不足以融化我心底的坚冰，反而带来更尖锐的困惑和无处发泄的痛楚。
我关掉了电视。演播厅里山呼海啸的欢腾被瞬间掐灭，房间里只剩下窗外风雪呜咽的低鸣，以及我自己沉重得如同擂鼓的心跳声。那热闹太刺眼，太讽刺。我把自己更深地埋进沙发角落的阴影里，毛毯裹紧，仿佛这样就能隔绝整个世界，隔绝那个让我心碎又困惑的名字。
自那晚之后，我彻底把自己缩进了坚硬的壳里。
我搬出了张云雷家。那个曾经给我无限温暖和庇护的港湾，如今每一寸空气里都似乎残留着令人窒息的回忆——杨九郎偶尔来做客时留下的爽朗笑声，他坐在沙发上和张云雷对活时的专注侧脸，甚至是他习惯性放在玄关的那把旧折扇……一切都成了扎在心上的刺。
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小的单间。房间朝北，终日不见阳光，墙壁薄得像纸，能清晰听到隔壁情侣的争吵和楼上婴儿的啼哭。但这很好，这里的冰冷和嘈杂是陌生的，不会勾起任何关于“家”和“他”的联想。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业里，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用厚厚的专业书籍和密密麻麻的笔记填满每一分钟清醒的时间。只有在被知识的海洋彻底淹没时，心口那道狰狞的伤口才会暂时麻木。
我切断了和德云社后台的所有联系。电话拉黑了杨九郎，也刻意避开了张云雷频繁的来电和微信轰炸。我知道他在找我，电话不接，他就发长长的语音，语气从最初的焦急、担忧，到后来的疲惫、无奈，甚至带着点压抑的怒气。信息里字字句句都在问：“晚晚你在哪？”“跟哥说句话！”“别任性了，回家！”……最后一条，语气沉重得像是叹息：“丫头，哥知道你难受，可你不能这么躲一辈子。九郎他……”
“九郎”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指一颤，手机差点脱手。后面的话我没看，直接按灭了屏幕，把手机狠狠塞进抽屉最深处，仿佛那是什么洪水猛兽。心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又酸又胀。张云雷什么都知道。他目睹了我的狼狈，我的崩溃，他甚至用台上砸挂的方式，试图撬开杨九郎紧闭的心门。可结果呢？是杨九郎更彻底的沉默和回避。这像是一场三个人的哑剧，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角色里，痛苦不堪，却无人能解。
日子在自我放逐的冰冷里，缓慢而粘稠地向前爬行。窗外的积雪化了又积，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转眼就到了腊月二十七，年关将近。
这天下午，我窝在冰冷的出租屋里赶一份期末论文，手机在抽屉里执着地震动起来。嗡嗡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我烦躁地皱眉，本想置之不理，可那震动持续不断，带着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味。
终于还是忍不住拉开抽屉。屏幕上闪烁的名字，是张云雷的助理，一个平时话不多、办事很稳妥的姐姐。
我犹豫了几秒，还是划开了接听，声音带着长久不说话的干涩和刻意的疏离：“喂？”
“晚晚？”助理姐姐的声音透着明显的松了口气，随即又带上几分小心翼翼的为难，“可算联系上你了！那个……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有事？”我言简意赅，指尖无意识地抠着书桌边缘一块翘起的木皮。
“是这样，”她顿了顿，似乎在斟酌措辞，“张老师……就是辫儿哥，他今天下午临时被师父叫去天津处理点急事，走得特别匆忙。可他书房里，那个……嗯，很重要的一个文件柜钥匙，好像落家里了。明天社里有重要会议要用里面的文件，别人又进不去……他打电话回来急得不行，让我问问你……”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恳求，“晚晚，你能不能……能不能回家里一趟，帮忙把钥匙找出来？或者，或者告诉我钥匙大概在书房哪个位置，我找人过去……”
话说到这个份上，意思再明白不过。张云雷需要她书房里那份紧急文件，而唯一能自由进出他书房、知道他东西大概放在哪里的，只有我。助理姐姐显然是受命而来，语气里的为难和恳切做不了假。张云雷大概也是真的被逼急了，否则不会在明知我躲着他的情况下，还绕这么大个弯子来找我。
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闷地难受。拒绝的话在舌尖滚了几滚，终究还是咽了下去。那个家……那个有他气息的地方……我本能地抗拒着。可助理姐姐那小心翼翼又带着点无助的声音，还有张云雷此刻可能面临的焦头烂额，像无形的绳索捆住了我。
“……知道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地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现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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