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
七百三十个日夜。一万七千五百二十个小时。
时间像一条裹挟着冰渣的暗河，无声而缓慢地流淌过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惨白的墙壁、消毒水刺鼻的走廊、和窗外那片永远灰蒙蒙、似乎从未真正晴朗过的天空。化疗泵持续的低沉嗡鸣、药液滴入血管的冰冷触感、骨髓穿刺时钻心剜骨的锐痛、还有呕吐到只剩胆汁时喉咙里火烧火燎的灼烫……这些感觉早已刻进骨髓，成为呼吸的一部分。
镜子里的脸，苍白得像一张被揉皱又勉强抚平的白纸。曾经丰润的脸颊深深凹陷下去，颧骨显得格外嶙峋。头发在经历过几次惨烈的脱落和艰难重生后，终于勉强长到了及肩的长度，细软枯黄，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只有那双眼睛，在经历了无数次希望与绝望的轮番碾压后，沉淀下一种近乎漠然的平静，像两潭深秋的寒水，倒映着窗外铅灰色的云层。
“恭喜你，张小姐。”主治医生霍夫曼教授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脸上是德国人特有的严谨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将一份最终评估报告递到我面前，“所有指标都稳定在安全范围内。根据我们的观察，复发的概率已经低于百分之五。你可以……回家了。”
回家。
这个词在舌尖滚过，带着一种陌生而遥远的暖意，却又像一颗裹着蜜糖的毒药，瞬间引爆了深埋心底的、被刻意冰封了七百多个日夜的恐惧和剧痛。
我接过那份轻飘飘又重逾千斤的报告，指尖冰凉，微微颤抖着。纸张上那些冰冷的医学数据和结论符号，此刻却像通往地狱的赦免令。喉咙发紧，我努力地弯了弯嘴角，试图挤出一个符合当下情境的笑容，声音却干涩得像砂纸摩擦：“谢谢您，霍夫曼教授。谢谢大家。”
走出医院大楼，慕尼黑深秋的冷风带着湿意扑面而来，卷起地上枯黄的落叶。我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的大衣，却依旧感觉那股寒意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一辆黑色的轿车无声地滑到面前停下。车窗降下，露出张云雷清瘦了不少的侧脸。他穿着剪裁合体的黑色大衣，衬得脸色愈发苍白，眼神却比两年前更加沉静锐利，像淬炼过的寒铁。
“上车。”他言简意赅，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审视。
回国的航程漫长而煎熬。机舱里恒温的空气，窗外翻滚的云海，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张云雷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或者看着舷窗外发呆。我们之间交流很少，像达成了某种默契，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可能触及伤口的词语。只是偶尔，在我因为气流颠簸而轻微不适时，他会不动声色地递过来一杯温水，或者一个询问的眼神。
当飞机终于降落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熟悉的、带着北方特有干燥和尘埃味道的空气涌入鼻腔时，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骤然缩紧，带来一阵尖锐的钝痛。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张云雷把我安置在他市中心一套安保严密、环境清幽的高级公寓里。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繁华的街景，灯火璀璨，车流如织。室内暖气很足，布置得低调奢华，纤尘不染，却冰冷得像一间精心打造的囚笼，没有丝毫人气。
“先住这儿，静养。”他把我的行李箱推进卧室，语气平淡，“缺什么，跟助理说。”他指了指客厅里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神情干练的年轻女子。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巨大的疲惫感像潮水般涌来，不仅仅是身体的，更是灵魂深处那场漫长搏斗后的虚脱。
“哥…”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我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还好吗？”
张云雷的脚步顿住了。他没有回头，背影在玄关暖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僵硬。沉默了几秒，那沉默像沉重的铅块压在心头。然后，他极其缓慢地转过身，目光平静无波地落在我脸上。
“活着。”他吐出两个字，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活得挺好。”
活着。挺好。
两个再平常不过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却像一把淬了冰的钝刀，在我心口反复地、缓慢地切割。没有愤怒，没有怨恨，没有追问……只有平静的“活着”，和疏离的“挺好”。这比任何激烈的控诉都更让我窒息。这意味着，那场精心策划的背叛，成功了。成功得彻底。他已经将我，连同那段过往，彻底地从他的生命里剥离、埋葬。
“哦。”我垂下眼，盯着光洁得能照出人影的地板，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个干涩的音节。
张云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复杂难辨，最终只留下一句：“早点休息。”便拉开门，走了出去。厚重的门板合拢，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声响。偌大的公寓里，只剩下我，和一片死寂的、令人心慌的冰冷空旷。
时间在静养中缓慢流逝。身体像一台生锈的机器，在精心的调养下一点点恢复着机能，但心口那个巨大的空洞，却始终呼呼地漏着风，无法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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