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六月，梅雨季刚过，空气里还浮着未散的潮气。老城区的石板路被浸得发黑，两侧逼仄的弄堂像迷宫般延伸，晾衣绳上耷拉着半干的衬衫，在傍晚的微光里晃荡。唐忠捏了捏发酸的腰，警服衬衫后背已被汗水洇出深色的印子。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年轻人，张斌正好奇地打量着墙角青苔，额角的汗珠顺着棱角分明的下颌滑落。
“小张，”唐忠的声音带着老烟嗓的沙哑，“这片儿巷子杂，晚上巡逻得打起十二分精神。你看那墙根儿，去年就有人在那儿藏过管制刀具。”
张斌连忙点头，鼻梁上的眼镜滑了滑：“唐师傅，您放心，我记着呢。老家那边没这么复杂的地形，我得多跟您学学。”他是上个月从江苏考来的警员，带着外地年轻人的生涩和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唐忠看着他，想起自己十几年前刚入行的样子，心里叹了口气——这行，见过太多阴暗，不知这小伙子能扛多久。
两人沿着主路巡查，路灯次第亮起，在湿漉漉的地面投下昏黄的光斑。刚拐进“福寿里”弄堂口，一阵激烈的打骂声突然炸开，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和瓷器碎裂的声响。张斌下意识地站直身体，手按在腰间的警棍上。
“你过去看看。”唐忠皱起眉。这种老城区，邻里纠纷最常见，但这动静透着股狠劲。
弄堂越走越窄，两侧的民居挤得几乎贴在一起，晾衣杆上的内衣袜子擦着张斌的头顶。打骂声越来越清晰，是从弄堂深处一栋二层小楼里传出来的。那楼看着有些年头了，斑驳的红砖墙渗出潮气，木质窗棂裂着缝，窗台上摆着几盆蔫了的多肉植物。
张斌上前敲门，铁皮门环“哐当”作响。屋里的打骂声戛然而止，随即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年轻女人的脸，约莫二十三四岁，皮肤苍白得像纸，眼睛却异常明亮，看到张斌时，那双眼猛地睁大，闪过一丝惊恐，随即又被警惕覆盖。
“你干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抖。
“我是巡警，听到里面有吵闹声，看看有没有事。”张斌亮了亮警徽，“方便进去看看吗？”
女人咬着嘴唇，眼神慌乱地往屋里瞟了一眼，正要说话，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谁啊？”
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挪到门口，她头发花白，梳着老式的发髻，脸上布满深褐色的老年斑，眼睛却浑浊中透着精明。她上下打量了张斌一番，嘴角扯出个似笑非笑的弧度：“哟，是警察同志啊。刚才是我跟我闺女拌嘴，让你见笑了。”
年轻女人猛地拽了拽老太太的袖子，低声说：“妈，让他走吧……”
“来都来了，”老太太推开女儿的手，把门缝拉大，“屋里乱，不嫌弃就进来坐坐，喝口水。”她的语气突然变得热络，眼神却在张斌身上黏糊糊地打转。
张斌犹豫了一下，唐忠还在弄堂口等着，他想着不过是邻里吵架，进去看看情况也好。他刚迈过门槛，脚还没站稳，眼角余光就瞥见老太太举起了拐杖——那拐杖顶端不是普通的木头，而是裹着铁皮的圆头！
“砰”的一声闷响，剧痛从后脑炸开，张斌眼前一黑，像段木头似的直挺挺倒了下去。失去意识前，他听到年轻女人压抑的惊呼，和老太太阴冷的嘀咕：“等了二十年，可算来了……”
唐忠在弄堂口等了快十分钟，烟都抽完了两根，还不见张斌出来。心里那点不安像藤蔓似的往上爬。这弄堂不算深，就算进去查看情况，也该回来了。他皱着眉往小楼走去，铁皮门虚掩着，里面静悄悄的，刚才的吵闹声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张？”唐忠推门进去，一股混杂着霉味和淡淡香烛的气味扑面而来。堂屋里光线昏暗，一张老旧的八仙桌摆在中央，桌上供着个蒙着红布的牌位，墙角堆着杂物，唯独不见张斌的影子。
“有人吗？”唐忠提高了声音，手按在枪套上。后堂传来细碎的脚步声，还是那个老太太，她脸上带着和善的笑：“警察同志，刚才那小伙子说有事，先走了啊。”
“走了？”唐忠一愣，“他没跟我说啊。”
“是啊，”老太太点点头，指了指后门，“从那边走的，说是急着回所里。年轻人嘛，毛毛躁躁的。”
唐忠心里的不安更浓了，张斌不是那种遇事不打招呼的人。他快步走到后门，门外是个狭小的天井，堆着些破旧的自行车和蜂窝煤炉，墙角有扇小门通向另一条弄堂。天井里空无一人，只有傍晚的风吹过，带起一片落叶。
他冲回前堂，老太太和那年轻女人已经不见了踪影。唐忠立刻掏出对讲机：“指挥中心，我是唐忠，在福寿里弄堂，新警张斌可能失踪，请求支援！”
半小时后，福寿里被警灯照得通明。刑警队的人来了，技术科的人也来了，他们仔细勘察了那栋小楼，却发现屋里除了老太太和年轻女人的痕迹，几乎找不到张斌的印记——没有指纹，没有毛发，甚至他进门时踩在地上的泥脚印都像是被刻意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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