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下午，日头偏西，供销社里光线略显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混杂的、属于各种副食品的独特气味——酱油的咸鲜、醋的微酸、糕点的甜腻，还有干货区淡淡的尘土味。柜台后面，陈桂芝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罩衫，正低头整理着糖果柜台里那些五彩玻璃纸包裹的水果硬糖，将它们按颜色和种类码放得更整齐些。这个点儿，顾客不多，店里有些冷清。
门口传来自行车铃铛清脆的响声，紧接着是自行车支架落地的“咔哒”声。一个男人推着辆半旧自行车走了进来，车把手上、后座架上，琳琅满目地挂满了东西：用草绳拴着的两只不停扑腾的老母鸡，一网兜还带着泥的胡萝卜和青萝卜，几个用旧报纸包着、看不出内容的包裹，车把上甚至还挂着两串红艳艳的干辣椒。这“满载而归”的架势，在物资普遍匮乏的街面上，着实扎眼。
陈桂芝闻声抬头，看向来人。男人约莫三十多岁，个子不高，有些瘦，穿着一件半旧的蓝色工装，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疲惫与隐约得意的神色。陈桂芝觉得这人有点眼熟，但一时没想起来在哪儿见过。
那男人推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径直走到了糖果柜台前。他把自行车就停在柜台侧面不远的地方，那些老母鸡还在不安分地咯咯叫，引得店里其他几个闲着的售货员也投来好奇的目光。
“同志，称二斤水果硬糖，要那种橘子味和柠檬味掺着的。”男人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带着点刻意放松的随意。
陈桂芝应了一声，转身去拿秤和包装纸。就在她转身的刹那，那男人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特意说给她听：“哎，刚从红星公社放完电影回来，这帮老乡，太热情了，非塞这些东西，推都推不掉。”
“红星公社……放电影……” 陈桂芝心里一动，手上动作微微一顿。她猛地转过头，仔细看向男人的脸。那张带着市侩精明笑容的脸，渐渐和几天前在四合院厕所外、带着诡异笑容对她“仗义执言”的那个“许同志”重叠起来！
是他！那个说贾家坏话的许大茂！
陈桂芝的心跳快了几拍，脸上却努力维持着营业员应有的平静。她点了点头，没接话，熟练地用黄草纸折成漏斗状，开始用秤盘舀糖。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又瞟向那辆挂满“战利品”的自行车。老母鸡、萝卜、辣椒……这些东西，在城里都是要凭票限量供应，甚至有时候有票也未必能买到的“紧俏货”。他就这么随随便便挂在自行车上，好像一点儿也不稀罕。
许大茂将陈桂芝那细微的眼神变化尽收眼底，心里暗笑。他今天特意挑了陈桂芝值班的时间过来，这趟下乡也确实“收获颇丰”，当然，其中有多少是“热情”所赠，有多少是他巧言令色甚至半讨半要弄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在陈桂芝面前，展示他与众不同的“能耐”和“门路”。
“可不是嘛，”许大茂见陈桂芝认出了他，脸上笑容更盛，语气也更加熟稔起来，仿佛真是老街坊偶遇，“每次下去，都这样。老乡们实诚，觉得咱们大老远送去精神食粮，不容易，总得表示表示。我也不能白拿人家的，有时候帮着捎带点针头线脑、城里的小玩意儿，互通有无嘛！” 他说得轻描淡写，把自己刻画成一个深受群众爱戴、又懂得人情往来的能人。
他指了指自行车上那些东西，声音压低了些，带着点炫耀：“这些东西，带回去，街坊邻居分分，大家都高兴。远亲不如近邻嘛！在咱们四合院，我许大茂这点面子还是有的，有啥好东西，从不吃独食！” 他刻意强调了“四合院”和“面子”，既是在陈桂芝面前树立形象，也是在隐隐与贾家形成对比——看，我许大茂才是院里说得上话、有能耐、还大方的人。
陈桂芝默不作声地将称好的两斤水果硬糖包好，用纸绳十字捆扎结实，推到柜台边：“二斤水果糖，一块六毛钱，半斤粮票。”
许大茂毫不犹豫，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人造革钱包，从里面抽出皱巴巴但数额足够的钱和粮票，爽快地拍在柜台上，眼睛都没眨一下。“给，同志，点好了啊。”
这一掷“千金”（相对而言）的做派，又让陈桂芝心里微微一动。水果硬糖虽然不算最贵的，但一下子买两斤，就为了“吃着玩”，这手笔在普通工人家庭里可不算小。尤其看他付钱时那随意劲儿，显然这点花费对他不算什么。
她一边找零，一边忍不住好奇，抬眼看着许大茂，语气里带着营业员常见的客套和一丝真实的疑惑：“许同志，您买这么多糖，是家里要办什么事儿吗？” 她下意识地想到了结婚、生子、祝寿这类需要大量糖果的喜事。
许大茂哈哈一笑，接过找零，随手塞回口袋，拿起那包沉甸甸的糖果在手里掂了掂：“办事儿？没有没有！就是平时家里备着点，孩子（他指的是秦京茹，但含糊其辞）嘴里没味了，或者街坊邻居家小孩来了，抓一把甜甜嘴。这玩意儿，又不当饭吃，就是个零嘴儿嘛！” 他说得极其轻松，仿佛这两斤糖果真的就如同他说的萝卜青菜一样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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