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钢厂，这座庞大的钢铁巨兽，似乎还是那个巨兽，每日吞吐着矿石与焦炭，倾泻出炽红的钢水与成型的钢材，机器的轰鸣依旧震耳欲聋。但身处其中的人们，却清晰地感受到，厂子里的“空气”变了。
这种变化，是从杨怀民厂长悄然消失、李怀德全面主持工作开始的。
在杨怀民时代，厂里的风气务实而硬朗。劳动模范的奖状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他们是全厂职工学习的榜样，靠的是实打实的技术、超额完成的生产指标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那时候，那些八级工、七级工的老师傅，走在厂区里，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里带着一股属于技术权威的、内敛而坚定的骄傲。他们或许话不多，但只要一开口，车间主任都得认真听着。高级工程师更是受人尊敬的存在，他们图纸上的一个符号，往往决定着生产的成败。技术，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核心标尺之一。
然而，李怀德上台后，一切悄然转向。他反复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觉悟”取代了技术，成了衡量一个人先进与否、可靠与否的最重要标准。
厂区里的大喇叭，以前还会播报一下各车间的生产竞赛成绩，现在则充满了各种激昂的批判文章和口号式的宣传。人人都把“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挂在嘴边，仿佛谁的声音更大、表态更坚决，谁的“觉悟”就更高。
一个令人啼笑皆非却又真实存在的现象是，一些刚进厂没两年的年轻工人，凭着敢闯敢干（或者说敢打敢冲）的劲头和“根正苗红”的出身，就敢对那些戴着眼镜、埋头钻研技术的高级工程师指手画脚，甚至公开嘲笑他们“满脑子都是洋墨水”、“脱离群众”、“思想感情和咱们工人阶级不是同一阵营”。技术的权威在政治的高压面前，变得脆弱不堪。
这股风气也吹到了四合院，吹到了易中海的身上。
易中海，这位曾经的八级钳工，厂里的技术尖子，为轧钢厂解决过无数技术难题，当年那些出口创汇的精密部件，很多都经过他那双布满老茧却又稳如磐石的手。那是他大半辈子的骄傲，也是他在院里受人尊重的根基之一。
可现在，这份骄傲却成了他需要小心隐藏的“包袱”。因为那些精密部件，很多是为了支援北面那个“老大哥”国家的，而如今，两国关系早已破裂，那个国家成了被口诛笔伐的对象。那么，曾经为他们生产过产品，岂不就成了“资敌”的嫌疑？虽然没人会公开给他扣这个帽子，但在这种敏感时期，任何与“旧时代”、“外国”有牵连的过往，都可能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污点”。
易中海变得更加沉默，更加低调。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偶尔还会在院里跟年轻人讲讲技术要领，说说当年的“辉煌战绩”。他现在下班就回家，关起门来，尽量不与人谈论厂里的事，尤其避谈自已过去的技术贡献。他那双曾经创造过无数价值的手，如今更多的时候是默默地端着茶杯，或者背在身后，眼神里时常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落寞与警惕。他清楚地知道，属于技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能平安落地，就是最大的福气。
轧钢厂还是那个轧钢厂，钢水依旧炽热，机器依旧轰鸣。但驱动这座巨兽的“灵魂”，似乎已经换了内核。从崇尚技术实力的务实，转向了强调政治觉悟的喧嚣。每个人都在这股新的洪流中，努力调整着自已的姿态，寻找着自已的位置，无论是主动迎合，还是被动适应。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亢奋与压抑交织的奇特氛围，仿佛一个被无形之力绷紧的弦，不知何时会发出断裂的声响。而像易中海这样的老技术工人，则成了这条紧绷的弦上，最小心翼翼、也最感到失重的那一部分。
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轧钢厂里的人心也跟着起伏不定。口号越喊越响，会议越开越多，人与人之间多了层看不见的警惕与隔阂。但无论外面的风向怎么刮，何雨柱心里自有一杆雷打不动的秤——食堂，就是解决肚子饿的地方。
他依旧每天早早来到食堂，系上那条洗得发白、却沾染着岁月油香的围裙，如同一位将军披上他的战甲。他的战场，就是眼前这一排排灶台、一口口铁锅。
厂里大会小会不断，有时候在会议上，也会有人出于某种“政治正确”的考量，或真或假地提出疑问：“咱们厂办这个小食堂，专门给领导和重要接待用，这是不是有点……脱离群众了？”
提出这话的人，往往一脸严肃，仿佛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原则问题。然而，这个话题就像投入深潭的小石子，最多激起一丝微不足道的涟漪，很快就沉底了，从不会引起真正的讨论。原因很简单，在座开会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这小食堂的受益者。享受过那精心烹制的小灶，体会过那与嘈杂大食堂截然不同的用餐环境后，谁又真的会去砸掉自已嘴边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脱离群众”的帽子太大，但落到具体享受上，大家便心照不宣地保持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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