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柱对这类讨论嗤之以鼻，也从不参与。他的想法简单而纯粹：上面安排了任务，他就执行。厂办通知要做小灶招待，无论是接待上级领导，还是重要的兄弟单位来宾，他都会立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在他的认知里，做菜，尤其是做招待餐，那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那是他何雨柱的脸面，是他安身立命的手艺！这跟当不当主任没关系，就算他还是个普通厨子，只要让他掌勺，他就绝不会敷衍了事。
选料要最新鲜的，火候要最精准的，调味要最恰到好处的，摆盘也要尽量弄得好看点。每一道菜，从清洗、切配到下锅、装盘，他都严格把关，眼神锐利得像能穿透食材。颠勺、翻炒、勾芡……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和流畅的美感。厨房里油烟蒸腾，他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却浑不在意，全部心神都凝聚在锅铲与铁锅碰撞出的节奏里，凝聚在空气中逐渐弥漫开的复合香气里。
“柱子，差不多就行了，都是自己人。”有时，相熟的厂办人员会这样劝他，觉得他太较真。
何雨柱往往头也不回，手下动作不停：“自己人更得吃好点！手艺不能丢，丢了就捡不起来了！”
他做的菜，色、香、味始终是轧钢厂的一块金字招牌。即便是那些对他这个“厨子主任”私下里有些微词的人，在品尝过他亲手做的小灶后，也不得不暗自佩服。这份用实实在在的手艺赢得尊重，是任何口号和帽子都无法剥夺的。
在这个“觉悟”高于一切，“成分”重于泰山的年代，何雨柱仿佛一个异类。他不去刻意标榜自己的“工人阶级”属性，也不去掺和那些纷繁复杂的人事斗争。他的世界，被清晰地划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需要小心应对的、越来越看不懂的纷扰；另一部分，就是眼前这方寸灶台，这里油盐酱醋是永恒的真理，食物的香气是最朴素的慰藉。
他就像轧钢厂这台巨大机器上一颗看似普通、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牢牢地铆在食堂这个位置上，用一粥一饭，维系着这喧闹与压抑并存的厂区里，最基础也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无论李怀德是要搞斗争还是要抓生产，无论厂里的风向如何变幻，何雨柱认准了一个死理：天大的事，也得吃饭。而只要是他何雨柱经手的饭，就必须对得起吃的人，更对得起自已这身手艺。这份源于职业本能的坚守，在动荡的时局中，显得格外珍贵，也格外有力量。
外面的浪潮，同样席卷了原本应该书声琅琅的红星小学。只是，这浪潮在孩子们天真而直接的感知里，却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扭曲的“快乐”。
学校虽然名义上还在上课，但秩序早已大不如前。许多孩子发现，现在可以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一遍遍背诵课文、演算数学题了。老师们似乎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那根令人畏惧的戒尺，好像也失去了往日的权威。
“不用上学咯！”
“不用做作业啦！”
“老师都不敢打手心了！”
这些念头，在孩子们简单的心灵里，发酵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幸福”。操场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孩子们追逐打闹，玩着各种游戏，欢声笑语（或者说是一种无序的喧闹）几乎要掀翻天空。而教室里，则往往是另一番景象：稀稀拉拉地坐着些学生，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自顾自地玩耍，真正能安静听讲的，寥寥无几。
冉秋叶依旧每天按时站在讲台上。她精心准备着教案，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清晰和温和，试图将知识的细流，灌入那些仿佛被无形屏障隔绝的心灵。她讲语文，底下有孩子在折纸飞机；她教算术，有学生在下面用粉笔头互相弹射。她试图维持秩序，声音提高一些，换来的可能是不以为然的眼神，甚至个别调皮学生模仿着外面听到的口号，对她进行幼稚而伤人的顶撞。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时常攫住她的心脏。她看着台下那些茫然、躁动或者纯粹是玩闹的脸庞，想起自己当年求学时的专注与对知识的渴望，一种刺痛感便油然而生。这是误人子弟啊！她的良心在受着煎熬。
晚上回到家，对着何雨柱，她忍不住倾诉自已的苦闷和焦虑：“柱子，你说这学还怎么教？孩子们都不听了，心都野了……我看着他们这样荒废时光，心里难受……”
何雨柱看着妻子紧锁的眉头，给她倒了杯热水，脸上是那种见惯了风雨后的平静，甚至还带着一丝无奈的苦笑。他拍了拍冉秋叶的手背，说出的话，粗糙，却透着一种在那个年代堪称智慧的透彻：
“秋叶，你啊，就是想太多。”他咂摸了一下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现在这风刮得这么大，你一个人能拧得过来？你看看厂里，再看看咱们院儿，不都这样吗？”
他压低了些声音：“要我说，大家都一样，浑浑噩噩的，那就不是你的问题，是这‘风水’的问题。你太较真，非要逆着来，把课堂弄得跟以前一样，那不是擎等着让人抓小辫子吗？说你‘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青少年’，你怎么办？到时候，别说教不了书，咱们这个家都得跟着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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