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电话如同一根冰冷的刺，深深扎进苏晨的心头。它不仅证实了水面之下的暗流远比想象中汹涌，更意外地暴露了对手阵营并非铁板一块——有人已然惶惶不安，正试图用这种隐秘的方式，向他传递警示或施加心理压力。
苏晨选择不动声色，只暗中吩咐林枫密切追踪这个神秘号码，同时加速了自己的布局。他深知，在对方经营多年的地盘上，任何明面上的调查都极易被化解或引入歧途，唯有借力打力，从内部寻求突破，才是破局的关键。
数日后的一个傍晚，暮色四合。苏晨授意林枫，以政法委办公室需要核对案件细节的公务名义，将市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马卫国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既巧妙避开了白日的喧嚣与瞩目，也为这场即将到来的谈话，披上了一层合理的公务外衣。
马卫国年方四十出头，身材精悍，皮肤是一线干警特有的黝黑，那双眼睛里，既透着职业性的锐利，也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当他走进苏晨那间陈设简洁的办公室时，神情中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拘谨。
“苏书记，您找我？”
“马支队，请坐，不必拘束。”苏晨从宽大的办公桌后起身，示意他在一旁的沙发落座。林枫则心领神会，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并轻轻带上了房门，将一室的静谧留给了二人。
“今天请你来，是想听听你对清河县‘刘福贵案’重启调查的真实想法。放开了说，这里没有外人。”苏晨开门见山，语气平和，目光却如炬般锐利，直探人心。
马卫国显然没料到新任政法委书记会如此单刀直入，他微微一怔，随即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似乎在权衡着什么。苏晨并不催促，只是端起茶杯，耐心等待，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张力。
“苏书记，”马卫国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恳切，“既然您问到了点子上，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实话说，这个案子的证据链，远不像当初结论里写的那么‘不足’。案发现场有目击村民，虽然当时场面混乱，但他们的指认方向是明确的；受害者的伤情鉴定是确凿的重伤二级，事实清楚；最关键的是，动手的是永鑫矿业的保安队长带头，这一点，当时出警的民警是有明确记录的，但后来……后来就被人为地模糊处理了。”
“模糊处理？”苏晨追问，语气中听不出波澜，“理由是什么？”
“压力。”马卫国吐出的两个字，沉重得像铅块，“永鑫矿业是清河县的纳税大户，它的老板吴永鑫更是手眼通天。案子一立案，说情的、打招呼的就络绎不绝，从县里一直延伸到……可能更高的层面。我们一线办案的同志，承受了巨大的阻力，调查取证处处碰壁，证人被恐吓不敢开口，关键的监控也‘恰好’在那个时间段损坏了。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无法锁定具体实施伤害的嫌疑人’为由，暂时挂了起来。”
“你作为市局派来的督导，这次重启调查，你感觉那些阻力，还在吗？”
“明面上，各部门的配合是有了。但水下的情况……”马卫国苦涩地笑了笑，摇了摇头，“专案组里，人心不齐。有的同志是真想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但也有不少人，可能只是在应付差事。而且，我总有种感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暗中盯着，调查工作推进得非常不顺畅。”
苏晨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马卫国的这份坦诚，让他心中对这位干警的好感又多了几分。“马支队，那依你之见，这个案子的关键症结在哪里？我们的突破口，又应该选在何处？”
“我认为有两个核心方向。”马卫国显然对此早已深思熟虑，回答得条理清晰，“第一，是找到当初动手的那几个核心打手，尤其是那个带头的保安队长。只要能从他们中间突破一个，就能彻底撕开口子，顺藤摸瓜。第二，是深挖永鑫矿业的老底，重点调查它在违规占地、暴力拆迁等方面的其他犯罪证据，形成集群效应，让他们顾此失彼，再也捂不住。但这两点，都需要……需要来自上面的、实实在在的支持，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他没有把话说完，但其中的无奈与期盼，已然清晰。
“你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支持？”苏晨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直视着他，语气郑重。
“授权！”马卫国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压抑已久的光芒，语气也变得坚定起来，“第一，授权我们专案组，在必要时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第二，授权我们，在调查工作遇到非法干扰时，可以直接向您……或者说，向能真正拍板做主的领导汇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保护——对那些敢于站出来作证的证人，以及我们这些一线办案人员的安全保护。”
办公室内，灯光柔和，却驱不散谈话内容所带来的沉重与尖锐。苏晨从马卫国的眼神中，清晰地看到了那份被现实压抑许久的正义感与职业操守，也读懂了他心中深藏的顾虑与对支持的迫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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