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携手踏上那列绿皮火车，车厢里混杂着烟草和汗水的气味。
四姑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把我揽在身旁。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动，窗外的田野开始缓缓后退，杨树一棵接一棵地向后跑去。
四姑姑的手很软，手心有层薄薄的茧子，却始终紧紧攥着我。
每当火车经过桥梁，声特别响时，她就会把我的小手握得更紧些。
我靠在她身上，能闻到她衣服上淡淡的皂角清香，混着车厢里特有的铁锈味。
大姑姑家住在右旗街上，是个临街的院子。
推开木门，最先看见的就是院中那棵杏树，枝叶茂密，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的树影。
树下的石磨盘光滑如镜，旁边放着几个小马扎。
“可算来了！”一声欢快地呼喊声传来。
一位身材娇小、面容姣好的女子走了出来。
“大姑姑好！”
我奶声奶气地问好。
大姑姑”系着一条花色围裙，匆匆忙忙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她一边用围裙擦拭着双手，一边笑着说道：“哎呀呀，四四把大姑家霞子带来了！”
“快让大姑看看有没有长高长胖呢？”
说着便伸手去捏了我圆滚滚的脸蛋儿。
这位大姑姑虽比四姑姑要年长几岁，岁月并未过多地在她脸上留下痕迹，只是眼角处多了几条细密的鱼尾纹。
当她微笑的时候，那双原本就不大的眼睛更是弯成了月牙状，里面盛满了如春风般温暖地光芒。
那三天，我像只快活的小麻雀，在两个姑姑之间飞来飞去。
早晨跟着大姑姑去街口打豆浆，看她把黄豆倒进石磨，乳白的浆汁顺着磨盘缓缓流下。
午后四姑姑会带我去供销社，玻璃柜台里的水果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傍晚我们坐在杏树下乘凉，大姑姑摇着蒲扇，四姑姑剥着毛豆，我趴在磨盘上，看蚂蚁排着队搬运饭粒。
最难忘的是第二天午后，四姑姑偷偷带我爬到杏树上。
我们骑在粗壮的枝桠上，透过层层叠叠的叶片，能望见整条街的屋顶，青瓦连绵如鱼鳞。
四姑姑摘下一颗大黄杏递给我，酸得我眯起眼睛，她却笑得前仰后合，惊起了树上的麻雀。
临走那天，大姑姑往我的口袋里塞满杏，四姑姑把我的小辫子重新编好。
火车开动时，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站台上大姑姑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晨雾里。
回家的路上，我就开始打蔫儿。等到夜里，下巴上冒出了第一个水泡，像被蚊子叮了似的。
村医来看过，开了黄色的药膏，抹上去凉飕飕的，可不过半个时辰就又痒起来。
奶奶守了我两夜，隔一会就摸一次药。眼窝都熬深了。
第三天晌午，王奶奶拄着枣木拐杖来了。
她俯身看了看我的下巴，又用手摸了摸额温，神秘地压低声音：这是热毒攻心，得用公羊的胡子......
于是，在那个闷热的午后，母亲开始了她的。
李大爷家的公羊最温顺，正在树荫下打盹。
母亲轻轻靠近，那羊只是抬了抬眼皮，任由她剪下一小撮灰白的胡须。
张婶家的公羊就调皮多了，母亲刚拿出剪刀，它就警觉地跳开。
一人一羊在院子里转着圈，最后还是张婶笑着帮忙拦住了羊。
最难对付的是赵叔家那头大公羊，犄角弯弯的，一看就是个倔脾气。果然，母亲刚靠近，它就喷着响鼻往后退。
赵叔哈哈大笑着过来帮忙，两人费了好大劲才把羊按在墙角。
这羊胡子要是治好了霞霞，也算它积德了。赵叔打趣道。
黄昏时分，母亲在灶台前忙活开来。
铁勺里的香油渐渐冒出细小的气泡，羊胡须在油中卷曲、变色，发出一种特殊的焦糊味。
煤油灯的光晕映在母亲脸上，她的神情专注得像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仪式。
药汁晾凉后，母亲用新棉签蘸着，轻轻涂在我的下巴上。说来也怪，那股钻心的痒意立刻减轻了大半。
连续涂了几天，水泡果然慢慢结痂、脱落了。
如今想来，那些看似荒诞的偏方里，藏着的是庄稼人世代积累的智慧，更是一个母亲愿意为孩子尝试万难的勇气。
就像她曾经为我声声叫魂，为我追羊剪须，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在母爱的名义下都变得理所当然。
那个夏天的最后一场雨来时，我的下巴已经光洁如初。
只是每次看见羊，我都会想起母亲追着公羊跑的身影，想起铁勺里咕嘟冒泡的羊胡须香油。
这些记忆，比任何药方都更持久地滋养着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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