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敦煌，戈壁滩上的风还带着刀锋般的寒意，但阳关外的互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
远远望去，一支支驼队像移动的沙丘，在晨光中缓缓靠近。驼铃声叮咚作响，清脆悠扬，能传出好几里地。这是今年开春后第一批抵达的西域胡商，他们从疏勒、于阗、龟兹甚至更远的大宛、康居跋涉而来，驼背上满载着宝石、香料、毛皮和良马。
互市场建在阳关内三里处，用黄土夯成的围墙围出方圆百亩的场地。场内分几个区域：东区是晋商货栈，西区是胡商营地，中间是交易区。市令署设在北面，是一座两层土楼，楼上飘着“敦煌市令”的青色旗帜。
市令郑虔天不亮就起来了。他今年四十五岁，在敦煌干了十年市令，从一个小吏做到如今的正六品。对胡商、对贸易、对税收，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
“都准备好了吗？”郑虔问手下的税吏。
“准备好了。”税吏头目老周回道，“十个验货台，二十杆公平秤，登记簿、税票都备齐了。按新规，税吏不得接触钱款，由胡商自行到银柜缴税，咱们只核货、记账。”
郑虔点头：“记住，态度要好，但查验要严。陛下下调了丝路商税，从值百抽十五降到值百抽十，这是天大的恩惠。可咱们要是查验不严，让好商钻了空子，既亏了国库，也对不住守规矩的商人。”
“明白。”
辰时正，互市场的大门打开。早已等候在外的胡商们牵着骆驼，鱼贯而入。第一支队伍是疏勒来的，领队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胡商，叫阿史那贺，汉语说得流利，是丝路上的老面孔了。
“郑市令，新年吉祥！”阿史那贺拱手行礼，满脸笑容。
“阿史那掌柜，一路辛苦。”郑虔还礼，“今年来得早啊。”
“听说朝廷降了税，我们紧赶慢赶就来了。”阿史那贺指着身后的驼队，“三十峰骆驼，都是好货。按新规，先在您这儿登记验货？”
“对，这边请。”
验货台设在市令署前，十张长桌排开。胡商将货物卸下，税吏一一查验、登记。阿史那贺的货主要是和田玉料、葡萄干、毛毯。税吏老周拿起一块玉料，对着光看了看，又用小刀轻轻刮了刮，确定是真玉，便在登记簿上记下：“和田青玉料，三十斤，成色上等，估价值百贯。”
“估得公道。”阿史那贺点头，“往年这种料子，税吏能估到一百二十贯。”
老周认真道：“新规有令，估价须按上月洛阳西市的平均价，上浮不得超一成。我们查了簿子，上月这种玉料均价就是百贯。”
接着验葡萄干。麻袋打开，老周抓了一把，颗粒饱满，色泽金黄，无虫无霉。“疏勒葡萄干，五百斤，估价值五十贯。”
阿史那贺的驼队验了半个时辰。最后统计：货物总价值八百七十贯。按新税率值百抽十，应缴税八十七贯。
“阿史那掌柜，这是税票。”老周开出一张盖着红印的票据，“凭此票到那边银柜缴税，缴完后票据上会加盖‘税讫’章。交易时须出示此票，无票交易视为逃税，货物罚没。”
阿史那贺接过税票，仔细看了看。票据上详细列明了货物种类、数量、估值、税率、税额，还有税吏签名、市令署印章，清清楚楚。
“好，清楚明白。”他笑道，“往年缴税，税吏说多少就是多少，咱们心里总打鼓。现在白纸黑字写在这儿，踏实。”
缴税处设在市令署一侧，有三个窗口。胡商排队缴税，银柜里的胥吏收钱、盖章，动作麻利。阿史那贺缴完税，拿回盖了“税讫”章的税票，小心收好。
“郑市令，还有个事。”阿史那贺凑近些，“我这次带了些波斯银币，想在咱们这儿换成五铢钱，不知……”
“可以。”郑虔指着另一边，“那边是‘市易司’，专管钱币兑换。汇率每日公布，今日是一枚波斯银币兑八十文五铢钱。兑换不收手续费，但每人每日限兑百枚，防止有人操纵汇市。”
阿史那贺眼睛一亮：“这规矩好！往年换钱，那些钱贩子看人下菜碟，我们胡商总吃亏。”
他高高兴兴去换钱了。郑虔看着他的背影，对老周说：“看到没，规矩清楚了，商人就愿意来。他们不怕缴税，怕的是乱收费、乱估价。”
一上午，验货台前就没断过人。于阗来的驼队运的是地毯和宝石，龟兹来的有乐器和大宛马，康居来的多是药材和香料。税吏们忙得不可开交，但有条不紊——都是按照《丝路贸易新规》操作：验货、估价、登记、开票。
估价的依据是户部每月下发的《主要货物指导价》，这是根据洛阳、长安、凉州等主要市场的价格统计出来的，每十天更新一次。税吏不能随意估价，若货物特殊没有指导价，需三名税吏合议，并报市令批准。
中午时分，郑虔在署内用饭。饭还没吃完，老周急匆匆进来：“市令，出事了。有个大宛来的商人，带的马匹里有几匹病马，按规要隔离，他不愿意，闹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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