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10日，美东时间凌晨四点（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这间由负一楼改建的交易室灯光惨白，六块显示屏在寂静中散发着低沉的嗡鸣。
左边三块是纳斯达克100指数的实时走势、期权报价、持仓盈亏。
右边三块是好听音乐网的后台数据流、网吧系统装机量统计、《Genesis》专辑预售的实时数字。
我已经在这张椅子上坐了三十六小时。
桌上排着八个空咖啡杯，第九杯刚续满。
右手在键盘上微微颤抖——不是恐惧，是咖啡因摄入过量引发的神经性震颤。
但大脑异常清醒，清醒得能听见血液流过太阳穴的声音。
屏幕中央，纳斯达克指数在5090点附近徘徊。
我们的期权持仓浮亏：3,012,000美元。
保证金比例：剩余3.8%。
“小田总。”高军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粥，“喝点热的。胃会受不了。”
我没接，眼睛盯着那条微微上扬的曲线：“离强制平仓线还有多少空间？”
“如果指数涨到5150点，我们就爆仓。”高军的声音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弦，“现在5110，还差四十点。”
四十点。四千个基点。
对此刻狂热的纳斯达克来说，可能只需要一根十五分钟的阳线。
我知道历史会在今天写下那个数字——5132.52。
盘中最高点。距离我们的爆仓线5150，只差不到十八点。
十八点。一千八百美元。
一次轻微的市场情绪波动。
“赵律师半小时前又发了邮件，”高军把粥放在我手边，“附件是提前拟好的《强制平仓确认书》。他说如果浮亏超过三百万，合作银行有权不经我们同意直接操作。”
“现在多少？”
“301.2万。差一点。”
我看向屏幕。指数跳了一下：5115.37。
“如果现在平仓，”高军压低声音，“我们能保住一百五十万本金。至少……公司不会死。”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两个多月，从浮亏一百万到三百万，团队里每个人都在崩溃边缘。
赵振偷偷咨询过破产清算流程，王工甚至开始给核心技术人员发“留任奖金”——怕他们被对手挖走。
“再等一天。”我说。
“等什么？”高军的语气里终于透出压抑不住的焦躁，“等指数冲上5150，把我们彻底碾碎？”
我没有回答。
因为答案在喉咙里，却不能说出口。
美东时间上午九点三十分（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三十分）。
开盘钟声隔着太平洋，通过专线传到这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
指数在5105点开盘，略微低开，随即被买盘迅速拉起。
5110。
5118。
5123。
屏幕上的K线像一把斜指向上的刀。
高军的呼吸声越来越重。
我听见他手指关节捏得发白的细微声响。
5127。
电话响了。
是赵振，声音急促：“田总，银行风控部刚来电询问。他们说如果盘中浮亏触及300万，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可能……可能不等收盘就启动强平。”
“现在浮亏多少？”
“301.5万。警报线上了。”
5130。
六点的距离。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
脑海里没有画面，只有数字。
5048.62——我知道今天收盘会在那里。
但盘中会冲到哪里？历史记载的5132.52是否精确？会不会因为蝴蝶效应多涨一点？
万一呢？
重生七年，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先知”产生如此强烈的怀疑。
5131。
5132。
时间在那一刻变得粘稠而缓慢。
每一秒都被拉长、切割、放大。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高军吞咽口水的声音，听见空调出风口微弱的嘶嘶声。
然后——
5132.52。
数字停住了。
像一根针，钉在屏幕中央。
历史最高点。
我们的浮亏：3,150,000美元。
距离强制平仓触发线：2,600美元。
两千六百美元。一顿高级晚餐的价格。
交易室里死一般寂静。
高军的手按在电话上，指节发白。
他在等我的指令——平仓，或者继续赌。
我没有动。
眼睛盯着那条曲线。
一秒。两秒。三秒。
然后，数字开始回落。
5130。
5125。
5120。
缓慢，但坚定。
像潮水退去，露出沙滩上濒死的鱼。
高军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微微颤抖。
我没有去安慰他。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风暴还没登陆。
美东时间下午三点五十分（北京时间次日凌晨四点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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