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5日，凌晨四点，北京。
我坐在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走廊长椅上，手里攥着刚出炉的喉镜报告。白纸黑字，冰冷刺眼：“声带小结较前扩大，局部粘膜下出血。建议立即禁声治疗，必要时手术。”
对面，医生的脸色比灯光还白：“田先生，如果你继续说话——哪怕只是正常说话——两周内可能发展为声带息肉。到那时候，就不是休声能解决的了。”
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黎明前最深的黑暗。我把报告折好，塞进口袋：“手术要多久恢复？”
“微创手术，住院三天，但术后禁声至少一个月。完全恢复歌唱能力……需要三个月以上。”
三个月。我的时间表里没有三个月。英文专辑《Genesis》原定四月发行，现在还剩三首歌没录；中文专辑《华夏》的编曲还在反复修改；纳斯达克的期权持仓每天浮亏都在扩大；IFPI的最后通牒还有两天到期；张汝京的邮件里说设备谈判到了关键时刻，需要资金证明……
“医生，”我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有没有办法……让我再撑一周？”
医生摘下眼镜，用力揉了揉眉心：“你是我二十年职业生涯里，见过最不听话的病人。”他顿了顿，“但如果你非要撑……每天雾化治疗增加到三次，每小时含服润喉片，说话全部用气声，绝对禁止演唱。还有——”他盯着我的眼睛，“每天睡眠不能少于五小时。这是底线。”
“好。”
“不好。”医生摇头，“但你不会听的。我只能说，一周后如果出血加重，你必须来手术。否则，你可能永远失去高音区。”
我点点头，起身离开诊室。
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荡。推开医院大门，三月初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天还没亮，街道上只有早班的清洁工在扫街，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唰——唰——，单调而坚韧。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高军。
“小田总，”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对劲，不是疲惫，是某种更深的颓丧，“纳斯达克昨晚收盘，4856.33。我们的浮亏……287万。”
我靠在医院门口的石柱上，闭上眼睛。287万美元。已经接近300万了。距离爆仓线，只剩不到5%的缓冲空间。
“高哥，”我用气声说，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帮我约个地方。今天上午，所有人开会。”
“所有人？”
“所有人。你，赵振，王工，各业务线负责人。还有……把法务、财务的核心人员也叫上。”
“浩彣，你要干什么？”
“做最坏的准备。”我睁开眼睛，看着远处天边泛起的鱼肚白，“如果纳斯达克继续涨，如果IFPI真的起诉，如果声带彻底坏掉……我们得有个计划，让公司活下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很久，高军说：“好。上午九点，公司大会议室。”
挂了电话，我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男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小伙子，脸色这么差，生病了？”
“没事。”我用气声说。
“生病就得休息。”他一边开车一边絮叨，“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整天就知道打游戏。我说他，他还顶嘴。唉，你们这代人啊……”
我没接话，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凉，映出我苍白的脸。才十五岁，但眼角的疲惫纹路已经隐约可见。重生七年，跑得太快，身体开始抗议了。
但时间不等人。
回到中戏招待所，我打开电脑。邮箱里堆满了未读邮件：IFPI的第三封警告函，语气已经是最后通牒；王工发来的数据安全联盟推进报告，武汉又有三家网吧退出；杨峻荣从美国发来的《Baby》MV样片，预算超支了40%；张汝京的最新邮件，简短一句：“设备谈判僵局，美方要求现款现货。”
还有一条，是林薇昨晚发来的：“小老板，我们学校组织高二学生来北京参观清华北大，这周末到。我能……去看看你吗？”
我盯着这条信息，手指悬在键盘上，很久没有动。
她想来看我。在这个我声带出血、公司濒临崩盘、所有战线都岌岌可危的时刻。
最终我打字回复：“这周末我要出差。你好好参观，未名湖的冰应该还没化。”
发送。
然后关掉邮箱，打开一个空白文档。
标题写上：“星海文化应急计划（草案）”。
然后开始写：
一、最坏情况预设
纳斯达克继续上涨，期权持仓爆仓，损失500万美元。
IFPI发起诉讼，判赔300万美元，平台被迫下架大部分内容。
声带手术，个人演艺活动暂停3-6个月。
网吧系统推广受阻，市场占有率停滞。
二、应对策略
资金链：立即启动A轮融资，释放10%股权，目标融资1000万美元；同时寻求银行过桥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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