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镇的“微试点”工作，在炎夏中正式启动。高晋派出了一个精干的小组常驻南江，由张思远带队，配备了“星图”项目组最新的轻量化数据接入工具和协同流程引擎原型。出发前，高晋特意叮嘱：“记住，我们是去帮忙的，不是去指导的。多听、多看、多问，解决方案要贴着地面长出来。”
乔一桐对新桥镇的痛点描述精准而具体：老旧小区消防设施形同虚设，但维修基金申请流程漫长；流动人口集中区域的儿童看护需求旺盛，但正规托管机构不足，黑托管隐患重重；小型加工企业安全生产“说得多、罚得少”，基层安监力量严重不足。每一个问题都牵扯多个部门，都需要数据支撑，也都卡在“看到”与“解决”之间的断裂带上。
张思远团队最初的设想，是建立一个镇级“事件—数据—责任”自动流转平台。但现实很快给了他们一课。首先碰壁的是数据源：公安的流动人口数据以安全为由无法实时共享；市场监管的企业信息更新滞后；就连本镇的市政设施台账，也存在大量缺失和错误。理想中的“数据驱动”在源头就步履维艰。
“必须先解决数据‘有没有’和‘准不准’的问题。”张思远在每晚的视频例会上汇报，“我们和乔主任商量，调整策略。先不做大平台，集中力量打一个‘小仗’：选一个风险最突出、数据相对容易获取、且解决后效果立竿见影的‘钉子’问题。”
他们选中了“三江苑”小区。这是一个九十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消防管道年久失修，楼道堆物严重，居民以老年人和租户为主，火灾风险极高。业委会瘫痪，物业无力，多次向上反映石沉大海。
“星图”小组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写代码，而是跟着社区网格员爬楼栋、查隐患。他们用便携设备拍照、定位、记录，手动录入每一个消防栓的失效状态、每一处楼道堆物的精确位置和照片、每一户老年独居老人的信息。同时，他们梳理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动用的“资源方”：区房管局（维修基金）、区消防支队（执法检查）、街道（协调组织）、甚至可能需要联系供电公司处理私拉电线。
然后，他们利用“星图”的协同引擎，设计了一个极简的“线上任务协同板”。将实地采集的隐患点，与对应的责任部门、法规依据、建议处置措施绑定，并设置了明确的时限和反馈要求。这个“板子”不对公众开放，只对纳入协同的区、街道相关部门负责人可见，且每一次状态更新都有记录。
“我们不做裁决，只做呈现和提醒。”张思远向区里前来调研的一位副主任解释，“把问题、依据、关联方清晰地摆在桌面上，让解决流程在阳光下跑起来。”
起初，响应缓慢。但乔一桐和张思远坚持每天更新进展（或缺乏进展），并将阶段性情况形成简洁的书面摘要，抄送区相关领导。压力开始传递。第五天，区房管局派人来现场查看了；第七天，街道组织了一次联合清障行动；两周后，维修基金的绿色通道被特批打开。虽然距离彻底解决问题尚需时日，但僵局被打破了，齿轮开始转动。
这个小小的成功，在新桥镇基层干部中引起了微妙的反响。有人看到了希望，主动来找乔一桐，希望能用类似方法推动其他“老大难”问题；也有人私下嘀咕，觉得这是“上面”搞的新花样，增加了工作量，未来还可能追责。
高晋在总部密切关注着“微试点”的每一步。他要求张思远不仅要汇报结果，更要记录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阻力点、每一次沟通的得失、每一条数据获取的曲折路径。这些鲜活的经验，正在反向塑造“星图”赋能工具的设计理念：必须更轻便、更灵活、更能适应基层千差万别的现实环境和有限的数字素养。
就在新桥镇试点艰难推进取得初步突破口时，高晋接到了孙启明的内线电话，让他下班后去办公室一趟。
傍晚，孙启明的办公室笼罩在夕阳的余晖中，空调发出低低的嗡鸣。孙启明没有坐在办公桌后，而是站在书架前，手里拿着一份装订简单的材料。
“新桥镇的第一步，走得还算稳。”孙启明开门见山，将材料递给高晋。是高晋提交的“双轮驱动”构想及微试点初期报告。“不过，只解决一个小区消防问题，证明不了什么。基层的复杂性在于，问题往往是共生的。你解决了A，可能冒出来B和C。”
高晋接过报告，点头称是：“我们正在总结‘三江苑’模式，准备梳理出可复制的流程清单和数据需求清单，下一步尝试应用到流动人口服务和小微企业安全监管上，看看不同场景下的适配性。”
“思路对。”孙启明走回座位，示意高晋也坐下。“但你要明白，在基层，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不是因为数据不清或流程不顺，而是因为触及了利益，或者，缺乏更高层面的决心。”他目光深邃地看着高晋，“‘星图’作为工具，可以照亮问题，可以优化流程，但它本身不产生解决深层问题的‘政治能量’。这能量，需要来自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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