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藻与宋应星在江南的耕耘，如同春雨润物，悄然改变着苏松织造业的面貌。除了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水转连机外，他们对传统织机、提花机的改良也陆续取得进展。虽然多是基于现有结构的优化，如改进梭道滑轨以减少卡涩，调整经轴张力使布面更匀，或是简化复杂花本的提综程序，但这些点点滴滴的“微创新”累积起来，切实提升了官营织坊的效率和成品质量。李之藻忠实地履行着徐光启“重实绩、积小利”的策略，将每一项改进的成效、节省的工料、增加的产出，都详细记录在案，核算成枯燥却极具说服力的数字。
这些数据，连同宋应星日益增厚的《江南织造机具图说》草稿，被定期密报至北京文渊阁。徐光启仔细研读着每一份报告，心中那幅名为“格致院”的蓝图愈发清晰，也愈发觉得迫在眉睫。零散的改良需要系统整理，工匠的经验需要理论升华，更广阔的领域——农业器械、水利工程、军器火铳乃至天文历法——都需要专门的机构去研究、去引导。
然而，他也深知，提出“格致院”的时机远未成熟。皇帝的支持建立在脆弱的“实利”基础上，朝中保守势力虽暂时蛰伏，却从未远离。贸然提出一个名头响亮、职能广泛的新机构，无异于在平静的水面投下巨石，必然引发激烈反弹。
他需要一块更重的“敲门砖”，一个让皇帝无法轻易拒绝、让反对者难以直接否定的理由。
机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来临。
这一日，徐光启接到通政司转来的一份特殊文书。文书来自福建巡抚衙门，内容却是转呈一位名叫利玛窦的泰西传教士的“陈情兼献礼表”。表中，这位已在广东、江西等地居住多年的传教士，以极其恭顺谦卑的语气，恳请准许他北上“瞻仰天朝京师，进呈方物，并切磋天文历算之学”。随表附上的“贡品”清单里，除了常见的自鸣钟、玻璃器、圣母像等物，竟赫然列有“泰西精制千里镜两具”、“《坤舆万国全图》摹本一幅”、“《几何原本》前六卷译稿”，以及“红夷大炮构造图说简本”！
徐光启的目光在“千里镜”、“万国全图”、“几何原本”、“红夷大炮”这几行字上久久停留，心中波澜骤起。他本人便精通历算，对泰西之学早有涉猎，深知这些东西的价值。千里镜可望远观星，于军于天象皆有大利；万国全图能开阔眼界，知天下之大；几何之学更是格物究理之基；而那“红夷大炮”，他在辽东军报中早已闻其凶名，乃宁远之战后金亦曾设法仿造而未成的利器！
利玛窦此人，徐光启亦有所耳闻，知其并非寻常番僧，而是博学多识，善于结交士大夫，且多年来行为谨慎，并未如某些传教士般急于传教而触怒地方。此时他请求北上，并献上这些非同寻常的“方物”，其意恐怕不止于“瞻仰”和“切磋”。
一个念头在徐光启脑海中迅速成形：或许，这正是一个绝佳的契机！若能以“接纳远人，采撷西学精粹以裨益国用”为名，将泰西有益之学与本土匠作改良结合起来，那么提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统筹此事，便显得顺理成章，且更具高度——这不再是单纯的“奇技淫巧”，而是“怀柔远人、吸纳精华、增强国势”的圣朝盛事！
他立刻行动起来。首先，他以个人名义，给福建巡抚去信，表示对利玛窦所献之物“甚感兴趣”，建议可准其北上，但需“沿途谨慎，不得滋扰”，并暗示此人或于“天文历算、器械格致”有所长，朝廷或有用处。同时，他密令自己在都察院的一位门生，以“闻泰西远人携异器舆图欲献京师，此或显陛下怀柔之德、天朝物博之盛”为由，上一道不痛不痒、却能将此事摆上台面的奏章，试探风向。
不出所料，利玛窦请求北上的消息和那份独特的贡品清单，很快在京城小范围内引起议论。保守派官员嗤之以鼻，认为“夷狄之物，何足挂齿”，“番僧诡道，恐为窥探”。但也有些对新鲜事物好奇的官员，尤其是部分与徐光启理念相近、或对历算、军器感兴趣的少壮派，则表现出兴趣。
皇帝的反应则颇为微妙。当司礼监将此事禀报时，万历正为炼丹炉火候不佳而烦闷，听到“自鸣钟”、“玻璃器”、“千里镜”等物，倒是提起了点兴趣——这些都是他喜欢的精巧玩物。至于“万国全图”、“几何原本”，他毫无概念，但“红夷大炮”却让他心头一跳。辽东虽平，但边患记忆犹新，任何与“大炮”相关的东西，总能触动他那根关于“边备”的脆弱神经。
“这红夷大炮……比孙承宗用的如何？”他问张宏。
张宏哪里知道，只能含糊道：“奴婢愚钝，不敢妄断。不过既是泰西所献，想必……有其独特之处。徐阁老似乎对此颇为留意。”
“徐先生留意？”万历想了想，“既如此，便让那番僧来吧。沿途好生看着，莫要生事。到了京城，让他把东西都献上来，朕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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