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数十册外文古籍,都是这几年,王黼通过犹太人商路网络,费尽周折从各方搜罗而来。
早在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后,中国造纸术就流入了伊斯兰世界。
所以,这些书籍,都是纸张装帧,而非古老的羊皮卷。
不过,大中华的印刷术,还没流传过去,所以,所有书籍都是手抄本。
其中大多以阿拉伯文书写,间或有波斯文、甚至少量希腊文抄本。
至于书籍写的是什么内容,苏遁到现在都不知道。
当初拿到书,度过最初的兴奋劲后,苏遁很快发现,自己之前想得太简单了。
重金求购古书并不难,难的是,根本找不到能翻译这些书的人!
王黼是犹太人,可他从小接受汉学,连“先知书”上的希伯来文都看不懂,更别说其它文字了。
犹太社团里倒是有些人,因为经商需要,会说一点阿拉伯口语,但能阅读、书写的,一个也没有。
苏遁只能把目光,转向汴京城里,礼部鸿胪寺下辖的诸多“通事”身上。
元佑七年(1092)十一月,老爹苏东坡升职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一直到出守定州前,都是礼部一把手。
按说自己找老爹要个小小的翻译,那不是手到擒来。
但苏遁哪敢啊!
自己立了军令状才一年多,又去“不务正业”,捣鼓这些“异端邪说”,要被老爹知道,那就完全信用破产了。
人无信不立,若在老爹和老叔面前信用破产,以后他们怎么敢放心把家族重担交给自己?
何况,他也怕把老爹被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气出个病来就不妙了。
所以,苏遁只能用笨办法,新年前后,让高俅去“怀远驿”旁守株待兔。
本朝的几处国宾馆,光化坊的都亭驿,专门接待辽国使节;惠宁坊的都亭西驿,接待西夏使者;延秋坊的礼宾院接待回鹊、吐蕃、女真使臣;阖闾门外安州巷的同文馆接待高丽使臣;兴道坊的怀远驿,接待南番交州,西蕃龟兹、大食、于闻、甘、沙、宗哥等国贡使。(资料来源《东京梦华录》 卷六 元旦朝日)
元旦大朝拜,这些跟大宋有往来的国家,都会派出使者向大宋官家拜年。
使者住在国宾馆,负责翻译的“通事”就得陪同住着。
苏遁想的“守株待兔”,就是让高俅认准陪同大食贡使的“通事”,打听其个人信息,然后,自己直接上门,自报家门,让其帮忙。
作为翻译的“通事”只是吏员,连官员都不算,地位不高、前途有限,上升通道十分狭窄。
自己作为他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的衙内,屈尊折节,上门求教,那“通事”岂有不尽心尽力之理?
当然,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元佑八年的新年,并没有大食贡使入京。
所以,高俅也没能“守株待兔”到一名懂大食语言的翻译。
没能等到元佑九年的春节,老爹就被踢出了京城,找翻译的事,算是彻底落空了。
对了,元佑九年的年号,只用了三个月,就被小皇帝改为绍圣元年了。
可见小皇帝对元佑之治多么怨念。
苏遁和苏东坡合编的《元佑拼音字典》,被小皇帝禁了,也算常规操作了。
今年年初,大侄子苏寿娶了刘氏后,曾带着刘氏到惠州拜见叔翁苏东坡,苏遁趁机把这些外文书拿给这位侄媳妇观看。
但刘氏表示,自己一家人虽然是大食后裔,但除了诵读“真主启示”,并未系统学习过阿拉伯文书写,这些书对他们来说,如同天书。
苏遁也不想大张旗鼓地去广州番坊打听寻找翻译,以免引来不必要的注意,于是,这件事,就这么一直拖到了现在。
依苏遁所想,受过苏家大恩的番长辛押陁罗,无疑是翻译这些书籍最理想的人选。
他是土生土长的大食人,自然有深厚的母语根基;他在熙宁初年就来到了中国,去除海上奔波,在中国也居住了上十年了,平日能与官商各阶层打交道,汉文水平定然不低;再者,身为番长,见识广博,书中要是有什么深奥的学术知识,或许他也能理解并翻译。
就算他本人事务繁忙,无暇翻译,以其身份地位,推荐几位合适的翻译人才也非难事。
然而,辛押陁罗仔细翻阅了几本书后,面色逐渐凝重起来。
良久,他轻叹一声,将书册放回,摇了摇头,语气带着遗憾与实事求是的坦诚:
“小郎君,这些典籍……所载都是高深学问,涉及星象运行、数理推演、万物机理乃至灵魂思辨。老夫虽能勉强诵读其文,然其中精微奥义,不能尽解。”
“若要将其准确译为汉文,使之不失本意,又能为中原士子所理解……老夫实是力有未逮,不敢误人子弟。”
苏遁心中微沉,仍抱一线希望:“那……老丈可否引荐几位既通晓大食文墨,又深谙汉文典籍的唐帕?酬劳方面,尽可商量。”(宋· 周密 《癸辛杂识后集·译者》“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皆译之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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