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善涛抬起头：“这里。”
通讯兵拿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跑进来，敬了个礼，脸上带着点年轻人特有的拘谨和公事公办：“傅参谋，这是您要的前线阵亡名单二次核查的原始回执。机要室那边让送过来归档，说是……湘西‘剿匪’那批的。”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
“放桌上吧，谢谢。”傅善涛指了指桌角。那份文件袋沉甸甸地砸在桌面上，扬起一小片灰尘。
门又被推开，一股更浓郁的热风涌了进来。人事科的张胖子拿着一叠厚厚的、散发着油墨味的文件匆匆进来，他那身紧绷绷的少校军服早已湿透，腋下和后背深色一片。“哎哟喂，这鬼天气！”他一边用手扇着风，一边把文件往傅善涛桌上一拍，“善涛老弟，赶紧的！司令部急要的！上个月各师、旅、团、营人头变动汇总表！吃空饷的、私自扩编的、打仗打没了的都给我核查清楚！上面等着要数，下午就得交差！”
他压低了声音，凑近傅善涛，肥胖的脸上冒着油汗，眼神里却闪着一丝精明：“老弟，这里头的水……深着呢。各部队报上来的花名册，能信一半就不错啦！你查的时候，那些个‘因战失踪’、‘病故减员’的，尤其要留神！小心别给人当了枪使！”他拍了拍那摞文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随即又抱怨起来，“这他娘的差事，就是个得罪人的活儿！咱参谋二处，就数你心细笔头硬，不找你找谁？辛苦辛苦！”
张胖子抹着汗走了。傅善涛看着桌上陡然增加的两座“小山”，只觉得那闷热的空气更加粘稠，几乎要堵住喉咙。他拿起一份花名册翻开，看着上面那些或模糊或缺漏的“阵亡”、“失踪”、“病故”记录，张胖子的暗示在耳边盘旋。翻到某一页，一个名字“安化县三河乡傅家村”猛地撞入眼帘，他的手僵在半空。那是老家所属的县乡。一股寒气，无端地从心底最深处冒了出来，瞬间驱散了周身的燥热。他定了定神，目光掠过那个陌生的名字，并非父亲傅鉴飞，也不是任何熟识的族人，才稍稍吁了口气，但心头的沉重和不安并未散去。
他强迫自己埋首于那些冰冷的数字和模糊不清的阵亡记录中。时间在枯燥的核对和滴落的汗水中缓慢流逝。终于熬到傍晚，落日余晖给沉闷的参谋部涂抹上一层虚假的金色。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军官宿舍区那间狭小的单人房。房间陈设极其简单，一床一桌一椅，墙角一个旧藤箱，桌上放着几本军事书籍和一盏绿罩洋灯。他脱下湿透的军服，拧开灯，昏黄的光线勉强照亮一角。
他坐到桌前，拿起笔，摊开信笺。要写封信回广州。提起笔，却又顿住。写什么呢？报平安？可这平安二字，在今日那堆叠的死亡名单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写喜峰口的真实所见？写今日核对的那些躺在纸上的亡魂？写南京这令人窒息的热浪和暗流？不，不能。他眼前浮现出妻子周怀音温婉却带着隐忧的脸庞，还有儿子小安懵懂的眼睛。
最终，笔尖落下，只流淌出最谨慎的字句：
“怀音吾妻如晤：
军务冗繁，久疏问候，心实愧之。南京暑热难当，远胜粤地，然一切尚安，勿念……”
他写得很慢，字斟句酌。写到军饷，笔尖更加沉重：
“……近月饷项，仍多迟滞。长官言，府库支绌，运转维艰。吾深知家中用度，必极拮据。前信嘱你善自珍重，万勿过于克己。所欠家用，吾必竭力筹措，稍解困厄……”
他写到“困厄”二字时，腕力微沉，墨迹在纸上晕开一小团浓黑。他停下笔，深深吸了口气，仿佛要将胸中的憋闷和无力感都压下去。最后，他提到儿子：
“……小安渐长，功课切莫荒废。吾既身陷行伍，不能亲为教养，一切偏劳吾妻。唯盼他日海晏河清，归家团聚，共享天伦……”
落款“善涛手书，廿三年八月廿八日”。
信写完，他封好口，贴上邮票，却觉得这轻飘飘的信封里，承载的东西远非这些干涩的字句所能承载。窗外，南京城的灯火次第亮起，远处秦淮河的方向隐约传来丝竹管弦之声。他把信放在桌上，熄了灯，在黑暗中躺下。身体疲惫已极，大脑却被白日的阵亡名单、张胖子的暗示、湘西剿匪的回执、家中拮据的想象……种种思绪反复撕扯着，难以成眠。直到后半夜，意识才在极度的困倦中沉入混沌的黑暗，却仍是不安稳，仿佛总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背后注视，带着山野的寒气。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月初的广州。
西关，逢源中里。周怀音抱着刚洗好、还在滴水的衣服走上吱呀作响的狭窄楼梯。这栋旧式骑楼砖房三楼的小小隔间，便是他们母子在广州的栖身之所。说是“家”，不过是一间房而已，用一块洗得泛白的蓝花土布帘子隔开，里面一张小木床，外面一张饭桌兼书桌，墙角放着一个小煤炉和几件简单的锅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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