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1920年）的仲春，天气已然转暖，但武所的空气里，还顽固地残留着料峭春寒。县城南门桥河边新辟出的旷地上，人头攒动，喧声鼎沸。全县首届运动会在此地举行，这新鲜事像一块巨石投入古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浪花，整个武所城都被这浪头托得浮动起来。
夯平的土跑道被踩踏得泥泞不堪，弥漫着汗味、尘土味和劣质烧酒味。简易绑扎的竹竿跳高架前围了几层乡民，每当有人跃过那摇晃的横杆，土腔土调的喝彩就炸雷般响起，惊得远处山坳林子里的鸟雀扑棱棱乱飞。几个穿着自家纳的粗布短褂、光着脚丫的后生仔正在跑道尽头比试摔跤，扭抱成一团，在泥地里翻滚，引来阵阵粗野的叫好。另一侧，几个穿着新式学堂制服的青年学生，正笨拙地尝试着据说是从省城传来的团体操，动作生涩，引来不少好奇又带点讥诮的目光。空气中浮动着一种奇异的混合气息——是山野间草木萌发的勃勃生机，是人群聚集的汗气与牛羊牲畜的膻腥，更是某种潜滋暗长、难以言喻的新奇与躁动。这便是武所头一遭尝到的“新潮”滋味。
傅鉴飞站在人群外围，一袭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与周遭的喧嚣格格不入。他刚从“济仁堂”药铺出来，被这从未有过的热闹吸引着驻足。他身旁跟着学徒桂生，小伙子踮着脚，眼睛瞪得溜圆，恨不能把每一个角落的热闹都装进眼里。傅鉴飞的目光扫过那些光着膀子赤着脚在土跑道上奔跑的后生，扫过简陋竹竿搭成的跳高架，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他身后的济仁堂里，此刻应当充满药草微苦的馨香和平静，与眼前这幅尘土飞扬、汗水淋漓的景象，仿佛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种新式的热闹，于他而言，陌生得近乎刺目。
“肃静！肃静！” 临时搭建的木台子上，一个穿着县公署长袍马褂、留着山羊胡子的老者拿起铁皮卷成的喇叭筒，费力地嘶喊着。他的官话带着浓重的闽西土腔，像隔夜的冷粥一样粘糊糊的，“现在，请……请从东洋早稻田大学学成归来的刘克范先生讲话！大家欢迎！”
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更多的是嗡嗡的议论声。在无数道混杂着好奇、质疑、麻木的目光注视下，一个穿着浅灰色洋布立领学生装、脚蹬黑色皮鞋的青年走上台。他的头发剪得极短，露出饱满的前额，整个人站在那里，像一株拔地而起的青松，与周围灰扑扑的土台和台下密密匝匝裹着厚袄或打着赤膊的乡民形成鲜明对照。他便是刘克范。
“父老乡亲们！”刘克范的声音清朗而有力，穿透了台下的嘈杂。他没有用官话，而是纯熟地操着客家方言，瞬间拉近了距离，“今日这运动会，是稀罕事，是新事！有人讲，食饱饭最要紧，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做嘛个？阿公阿婆也曾讲，‘人唔怕穷，只怕睡到日头红；人唔怕苦，只怕冇志气’！今日这跑跳，不是游手好闲，是为强健我武所子弟的筋骨！”他的目光炯炯，扫过台下每一张脸，那些原本带着看戏神色或麻木的面孔，似乎被这灼热的眼神烫了一下，渐渐安静下来。
“筋骨强健了，精神才能饱满！精神饱满了，才能去学新知识，去明事理！才能有力量去改变我们眼前这困顿的日子！”他话锋一转，语调变得深沉，“看看我们的子弟，多少读不起书？多少还在饥寒交迫中挣扎？这是为哪般？莫讲是天生的命！客家古训讲得好，‘人勤地生宝，人懒地生草’。是我们的制度陈旧了！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太重了！”
提到“大山”二字时，刘克范的声音明显沉了下来，带着一种锐利的锋芒。傅鉴飞站在人群后面，心中微微一动。他注意到刘克范提到“制度”、“大山”时，台上那位县公署的老者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僵硬，浑浊的老眼眯缝了一下。
“我在东瀛求学，亲眼见得他们如何重教育、强民智、兴实业！他们的孩童，无论贫富，皆有书可读！我们呢？”刘克范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激愤的痛切，“富家子弟读书是寻常，穷苦人家的孩子呢？‘瘦田冇人耕，耕开有人争’！他们生下来，是不是就注定只能走父辈的老路，在这大山里困顿一辈子？”
这话像一把锥子，刺中了许多人心底的隐痛。台下响起低低的叹息和嗡嗡的附和。
“我在武所梁德夫祠办了一所‘崇德学校’！”刘克范的声音充满了力量与期许，“我的规矩是：富家子弟，收齐费用；贫寒子弟，只收书本费！学堂大门向所有有志气的客家子弟敞开！我们教国文，教算术，教物理化学，更要教英文，教世界大势！我们要培养的是明理、有骨气、有本事、能担当的一代新人！孙先生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教育救国，开启民智，就是顺应这世界大潮！我刘克范今日在此立誓，愿与诸位乡亲父老一起，为我们武所，为我们中华，培育新的人才，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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