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刻意压低，没有刻意沙哑，就是最自然的、像对枕边人耳语的音量。
唱到“弹一曲，把你带到我的身边”时，他微微侧头，目光透过玻璃墙，找到控制室里苏婉清的身影——她正专注地看着他，双手交握在胸前，像在祈祷。
整首歌的录制一气呵成。
没有重来，没有修补，连陈监制都惊讶：“贾先生，今天状态真好。”
贾玉振摘下耳机，笑了笑：“是这歌好。它自己会唱。”
发行后的反响，果然呈现出微妙的分化。
首先沸腾的是上海。
租界的唱片行门口，排队的人比《想把我唱给你听》发行时更多。
那些在沦陷阴影下生活了六年的市民，似乎在这首歌里找到了某种久违的、属于江南秋夜的宁静。
有乐评在《申报》副刊写道：
“贾君此作，洗净铅华，返璞归真。不写离乱，而离乱自在言外；
不诉相思，而相思沁透字间。
‘晚风唱晚随白露眠’一句，有唐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之妙境。
当此烽火连天之际，能闻此清音，如饮甘露，如沐秋风。
联华影业当即派人赴渝，出价一千大洋，求贾玉振为正在筹拍的文艺片《秋之私语》写主题曲，风格“唯愿如《金风玉露》般空灵雅致”。
重庆本地的反应则复杂些。
官方媒体保持沉默——既未赞扬，也未批评。
倒是民间自发流传起各种解读。
沙坪坝校园里，有学生说这歌写的是“乱世中坚守的爱情”；
七星岗的街坊们在茶馆里边听边议论：“贾先生这是想开了，不写打打杀杀，写点风花雪月，也好。”
最有趣的是美军驻渝招待所。
玛丽·温斯洛将唱片带给几位美军军官听，其中一位学过汉学的上尉听了两遍后，认真地说：“这让我想起你们中国的山水画——留白很多，意境很远。
在战争时期写这样的歌，需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它在说：有些美，不会因为战争而消失。”
而延安方面的反应，果然如胡风所料。
歌谱通过红十字会渠道送到边区后，鲁艺内部开了次小范围的讨论会。
会议记录后来被徐同志私下带给贾玉振看：
“……《金风玉露》一歌，艺术上确有可取之处，词句清丽，意境幽远。
然其内容脱离工农兵生活，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情感世界，与当前抗战之艰苦环境及我党文艺方针有所偏离。
建议不宜在部队及广大群众中推广传播，可作为文艺研究之参考资料……”
记录末尾，有人用铅笔加了一行小字，字迹娟秀：“但很多女同志私下很喜欢，说听了心里安静。”
贾玉振看完，将记录递给苏婉清，苦笑道：“你看，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了。”
苏婉清仔细读完，指着那行铅笔小字：“可也有人喜欢。”
“是啊。”贾玉振靠回椅背，望着天花板，“有人骂，有人赞，有人听不懂但觉得好听，有人听懂了却要批评——这就是一首歌出去后，该有的命运。”
他顿了顿，忽然问：“婉清，你觉得这歌，算是靡靡之音吗？”
苏婉清想了想，摇头：“不算。靡靡之音是让人沉溺、颓废的。这歌……是让人安静的。就像秋夜看月亮，看久了，心里那些焦躁，会慢慢沉淀下去。”
“那为什么延安那边……”
“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火把，不是月亮。”
苏婉清轻声说，“火把能照亮路，能取暖，能驱赶野兽。
月亮太冷了，太远了，对行军打仗的人，没什么用。”
贾玉振沉默良久，点头：“你说得对。”
然而谁都没想到，对这首歌反应最强烈的，竟是日本人。
十二月下旬，冯四爷带来一个令人错愕的消息：“‘听风者’从武汉得到情报，日军‘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最近频繁听《金风玉露》的唱片。
不是公开听，是深夜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听。
更奇怪的是，他下令技术部门将这首歌翻译成日文，并秘密录制了一个日本民歌歌手演唱的版本，只在极少数高级军官中小范围传播。”
贾玉振和苏婉清面面相觑。
“他想干什么？”苏婉清问。
冯四爷摇头：“不清楚。但情报说，影佐听这首歌时，经常会望着窗外发呆，有一次还问副官：‘你说，支那人写出这样的歌，我们真的能征服他们吗？’”
这消息像一颗小石子，投入贾玉振心中，漾开一圈圈复杂的涟漪。
几天后，更意想不到的客人登门了。
来的是个日本人——公开身份是“中日文化友好协会”的理事，姓小林，五十来岁，穿着考究的西装，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举止彬彬有礼。
他是通过重庆市政府的正式渠道预约拜访的，冯四爷纵然警惕，也无法阻拦。
小林理事在堂屋坐下，先是对墙上的《青衫》《万年》两幅画作表示了欣赏，又对希望基金的工作表达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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